1958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是如何发动的？

墨客历史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就指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这里，乌鸦是暂缓死刑、有惊无险，麻雀等“害鸟”已在劫难逃。

　　过了一个月，这十七条扩充成了四十条，就是1956年1月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这次全会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后面增加了“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比起初次公布的草案来，这里对打麻雀网开一面：林区或城市里可免一死。因为有科学家对于把麻雀定性为害鸟表示异议，说：“外国也打过麻雀，后来是吃了亏的!”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出了“除四害”的指示。指示认为：除四害是我们征服疾病和消灭危害人类的害虫害兽害鸟的一个重要步骤，争取十年内实现，而且还完全可能提前完成。指示还公布了计划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和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

　　报纸、广播鸣金击鼓大作舆论宣传，丑化麻雀。历数麻雀罪状的科普文章、漫画、山歌、快板之类比比皆是。有个相声说：有人游公园，忽有雀粪掉到脸上，“你说晦气不晦气?你说该打不该打!”报纸副刊“生活小知识”专栏里，还有介绍干炸、红烧等烹制麻雀菜肴的方法，说清炖时加上块天麻，还有独特疗效…… “犯下罪恶”的小小麻雀在全民围剿中，弄得几乎断子绝孙了!

　　于是，“除四害”运动就像一场“人民战争”，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以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除四害”办公室。各省市“领导挂帅”，如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指挥长是闫秀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办公室主任杨朝宗(卫生厅副厅长、爱委会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走进一间农舍，问农民温大娘：“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温大娘回答：“知道，我们是除七害。”

　　毛泽东问：“你们是除哪七害?”

　　温大娘说：“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要除七害呢?”温大娘一一回答：“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吸人的血，苍蝇腿上有细菌。”

　　毛泽东说：“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温大娘又回答：“偷油婆到处爬，腿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毛泽东满意地夸奖道：“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他想看看偷油婆，几个干部在温大娘家里碗柜找一阵，没有。毛泽东见温大娘家洁净，家具也较齐全，幽默地问：“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大娘忙说：“我们是贫农。”

　　四川郫县农村长有—种叫“打破碗花花”的野草，农民发现它的浆汁腐蚀皮肤，便常吓儿童说：“不要耍这野花，耍了要烂肉打破碗，吃不成饭!”农民把它铡碎放到粪坑里，蛆虫会被杀死……专家们鉴定，也异口同声说消灭苍蝇、蚊虫好得很!

　　毛泽东兴致勃勃看着这不起眼的野草，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省农业厅处长梁禹久介绍：“‘打破碗花花’又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四害”之一是尖嘴耗子，当时口号是“全民动员，人人动手，短期突击，全面围剿”。四川先抽调卫生技术人员等精兵强将，按市、区、乡、街道办事处逐级进行技术训练，市和区指挥部均成立技术指导处(组)，运筹帷幄研究打耗子的战略战术……全市各街道、基层单位等，又层层、级级开报告会、誓师会、展览会、座谈会……用大字报、黑板报、广播、演唱、标语、漫画等宣传手段，大讲耗子这家伙的危害。据统计：成都、重庆等市发动了95%以上的群众，连105岁的老寿星和几岁的小娃娃都奋勇上阵打耗子，传为佳话。

　　全国“除四害”英雄辈出，《人民日报》报道：

　　安徽巢湖市评为“一等卫生先进工作者”的工人顾友昌，从1952年开始6年如一日除“四害”，战果惊人，仅1957年，他就消灭耗子2600多只，麻雀4700多只，挖蛹25斤零10两(当时每斤16两)，蛆31斤…平均每天消灭7只耗子，13只麻雀，6两苍蝇和蛆蛹!

　　武汉市安静街72岁的老太太蔡月英，3年如一日除“四害”，消灭了330多只老鼠、240万只苍蝇……她先后五次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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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街小巷几乎天天都有闹闹嚷嚷的“除‘四害’报喜队伍”，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穿市游街：又消灭了多少只老鼠、多少只苍蝇、多少只麻雀……“大跃进”运动中虚报浮夸成风，这些数字难免水分，如上述《人民日报》文章中蔡老太太“灭蝇240万只”，无疑天文数字，怎么数出来的?

　　那时死耗子、死苍蝇都成了宝贝，要交上级部门显示成绩、评功摆好。作者就珍藏着—张成都市排队上交死耗子的图片。有的地方还出钱收购：—只尸身齐全的死耗子5分钱，—只耗子尾巴3分钱。

　　这对小娃娃太有诱惑力了。成都市每当黄昏便响起长声悠悠的吆喝叫卖声：“买蚊烟哟买蚊烟，买‘二仙牌’香料哟蚊烟!”然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负责人指挥官一样严厉吼道：“开始统一薰蚊烟啦!”家家户户不敢怠慢，赶紧关门薰蚊子……烟雾缭绕中，小学生就三五成群，屋外墙角乱找。要是运气好捡到死耗子，不但可当“先进分子”，说不定还有一根棒棒糖的犒劳呢!

　　四川首创“打麻雀”“大兵团作战”方式

　　天府之国四川历来鸟语花香，是鸟类天堂。自1956年列麻雀为“四害”之一后，四川奋勇当先，独出心裁地规定无麻雀标准是：(1)所在地区或单位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2)城镇以居民委员会、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全天看到麻雀2只以下者，只是“基本无雀”，并不合格。

　　1958年3月，阎秀峰到郫县红光农业社调查“除四害”，农民穆青云说：“我们每年为了防止麻雀吃秧田的谷种，就要派人守候吆喝麻雀，不让麻雀停下来，麻雀飞累了，就会跌下地来!”阎秀峰认为这是个消灭麻雀的好办法，就叫他们组织群众试验。试验了一天，拣到几只飞累坠落的麻雀，效果不大。阎秀峰又到四川另一个“样板县”新繁县新民农业合作社座谈，叫社长罗世发组织打麻雀的群众试验。千军万马吆喝，加上敲锣、敲盆、敲尿桶、敲竹筒……吓得麻雀飞过几个田块便坠下地来。

　　麻雀死伤惨重，试验成功了!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马上召开电话会议，推广经验。

　　四川叙永县也“创造”了“吆麻雀”经验：只在一个农业社的范围赶麻雀效果有限，必须在全县范围同时动手!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决定对麻雀、老鼠都采取定时“全省统一行动”，并发出动员令。

　　当时成都附近郊县资料记载了“灭雀大战”的奇景：

　　全县从上午5点钟开始，出动19万人次，根据高山丘陵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掏、毒、套、打、烟熏、疲劳轰炸等综合战术向麻雀展开了总围攻。4天的战斗，全县男女老少，个个奋勇当先，满山遍野竹竿如林，红旗招展，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全县范围内摆下了21万草人的疑兵阵，烧起了13万堆冲天烟火，天上地下铺设了溜子榨板等90多万件工具，构筑了天罗地网。战斗开始时，就采取万箭齐发的办法，吆吼轰闹，喊声震天，响器、锣鼓齐鸣，使得麻雀四处逃窜，疲惫坠地为群众拾获消灭……

　　据《郫县志》记载，郫县10万人历时3天，共消灭上百万只麻雀!以花园乡为例，乡党委书记魏锡云组织全乡近四十支鸟枪，成立“火枪队”，分成三个小组，巡视全乡打麻雀。群众与专门放假回家打麻雀的学生，以大社为单位，分为31个小组，指派专人包干。男女老少，整天轮流看守，不断吆喝。干部分到各处严厉督促，农民上街赶场都得带上竹笋壳，边走边吆喝，否则不准进场……他们有的摇竹笋壳，有的敲梆梆、铁桶、盆子，边喊边打，到处“梆梆”、“啪啪”、“啊吼”之声，加上火枪队的“冬冬”枪声，杀声震天，要闹到晚上。据粗略统计，全乡7天共歼灭麻雀20多万只。

　　四川“打麻雀”的“先进经验”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等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全国放映。这一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立即在全国推广开来。

　　中国“痛剿麻雀”旷古奇观

　　中央发出指示后，各地“除四害”运动声势越搞越大。3月14日至19日，全国“除四害大跃进协议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38个医学院的代表提出一份倡议：“要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在这场运动中，做法、规模、成绩最突出者要算首都北京市。北京召开了“除四害誓师大会”，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副市长王昆仑任剿雀总指挥，统一指挥三天的剿雀战斗。剿雀战开始前，组织居民观看了四川新繁县禾登乡围剿麻雀的纪录电影，并用广播宣传车载着死麻雀行驶街头，以此来调动剿雀大军的积极性。

　　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

　　还差一刻钟到凌晨5时，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来到剿雀总指挥部督战。

　　5时正，王昆仑一声令下：“开始!”

　　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防空袭般警惕监视着天空。扎的无数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白发老人、几岁小孩，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急驰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歼灭麻雀966只。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麻雀被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被打死的、或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又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

　　首都院校的广大师生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中国科学院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放下了手头上的科研任务，参加“剿雀”大战。这些知识分子和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在“剿雀”战斗中也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鸟类学专家郑作新研究了—辈子鸟类，但从没研究过如何“剿灭麻雀”，也只能手敲锣鼓扯起喉咙鼓噪。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也带着响竿前往参战。

　　首都300万人民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的战果极为辉煌!奋战整日，到19日晚上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万余只……“宜将剩勇追穷寇”，全市人民还要养精蓄锐，迎接新的战斗!

　　这一场奇怪的剿鸟战斗，如不是1958年4月20日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留下的真实记载，后人当视为天方夜谭!据称：从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该报称：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成果真不小啊”!

　　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也不甘落后，4月28日传来辉煌战绩：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25万只!在这场全面围剿麻雀的大战中，全市布置天罗地网，在每个建筑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每十平方米就设有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

　　早晨5时，灭雀总指挥、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向全市人民发布总攻击命令!设在大楼屋顶上、树上、路旁、田野间无数的岗哨立刻金鼓齐鸣，红旗飞舞，对麻雀展开了轰、赶、捕、打。上海人口密集，为安全，没有用枪打。麻雀惊醒，却仿佛恶梦中，到处有人乒乒乓乓敲盆打锣，可怜的小小麻雀被撵得东窜西逃，真正成了吓飞魂魄的惊弓之鸟。当麻雀们筋疲力尽纷纷从树枝上、瓦檐上跌落下来时，人们开始欢呼“除四害”战役的伟大胜利!

　　他们还要让麻雀断子绝孙，大掏麻雀蛋。上海市先进生产者、上海钢铁二厂鲁佛祥父子四人，跟着雀粪的痕迹捣毁600多个雀窝，掏到了750只雀蛋和护蛋宁死不肯离窝的3只麻雀……徐汇区的居民一边轰赶，一边把鸽笼开放，许多麻雀避进鸽笼被活捉……

　　广州围剿麻雀的战役也大获全胜，全市共围剿消灭31万只(包括雀蛋2.58万个)，捣毁雀巢3.9万个，广州驻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当时全国各地还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为邀功请赏，美其名为“解放思想”，纷纷把老鹰、乌鸦、鹭鸶等鸟类，老虎、豹子、熊、黄羊等兽类以及黄鼠狼、蛇、癞蛤蟆……许多野生动物都当成“害”，必欲除尽杀绝而后快!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舆论导向至关重要。一些文化人往往迅速以诗词、歌曲、快板、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鼓动。在消灭麻雀的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出自大文豪郭沫若之手，诗曰《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以漫画《三毛流浪记》而饮誉海内外的张乐平，当时也创作了一副漫画《天罗地网》，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1958年这场“剿雀”战：战旗飘扬、全民动员，人们爬在屋上、树上，敲锣打鼓、放鞭炮、呐喊鼓噪、枪打雀、猫咬雀……画家当时自然是为了“歌颂”打麻雀这场“严肃的政治任务”，却给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剿雀大战真实画面。

　　报纸、广播鸣金击鼓大作舆论宣传，丑化麻雀。历数麻雀罪状的科普文章、漫画、山歌、快板之类比比皆是。有个相声说：有人游公园，忽有雀粪掉到脸上，“你说晦气不晦气?你说该打不该打!”报纸副刊“生活小知识”专栏里，还有介绍干炸、红烧等烹制麻雀菜肴的方法，说清炖时加上块天麻，还有独特疗效……

　　“犯下罪恶”的小小麻雀在全民围剿中，弄得几乎断子绝孙了!

　　但荒唐之事违反常理，恶果终现。1960年3月，随着“大跃进”肥皂泡的破裂，毛泽东也不得不改变指示：“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这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文件，“除四害”中的“麻雀”就改成“臭虫”了。

　　为什么麻雀劫后余生呢?谭震林1960年4月6日作的说明是这样的：“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缺粮，形势异常严峻。1960年5月28日，即谭震林作上述报告之后52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至此，“灭雀大战”总算宣告结束。但麻雀及难免同时遭殃的其它动物同国人—样，已大伤元气。

　　极“左”冤魂不散，麻雀的是非功过在“文革”期间竟然升格为政治问题。有一位知识分子因写了一篇关于麻雀觅食的习性的论文，说麻雀功大于过，不应痛歼，被红卫兵冠以“恶毒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加以批斗，红卫兵把一串血淋淋的死麻雀挂在他的脖子上，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