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党内老同志被趁机“监禁”

墨客历史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事件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风头正健，在他们的一手操纵下，被“疏散”人员实际上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被“监禁”。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他又说，大敌当前，我们是后发制人，并具体地说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援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在当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大都是些“活学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样板戏”、“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内容。“八二八命令”发布后，在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上，一度出现过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但很快被中央制止。

　　实际上，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月15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两批疏散。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长春10所高校在一个多月期间，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作了具体安排。16日至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17日，林彪离京飞抵苏州。

　　同日，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前方指挥班子进驻京西山区。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几个人。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作了传达。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在宣布解除监护的同时被分别通知疏散的。

　　20日，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对已被监护一年半的张闻天夫妇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王良恩对王稼祥夫妇则说：“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信阳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路途上有人护送，信阳那里已把你们的食宿安排好了。”王稼祥希望能晚些天走，把病治一下。回答是：“这是中央的决定，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也不是你一个人。”这些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徐向前回忆：“我是在10月18日接到‘疏散’紧急通知，限定20日离京去河南开封市。军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即带上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京了。”

　　聂荣臻回忆：“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悉，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刘伯承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6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在当事人看来，他们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徐海东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后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24日，张闻天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过了一段时间，她被允许到广州市内走走，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每天无事可做。李富春的咳嗽越来越严重，经常牙痛，吃不好，睡不好。

　　在石家庄的陈毅，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每周三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参加活动，离开市区，要得到省革委会批准。他希望到附近农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张茜读书看报，阅读少量文件。

　　徐向前回忆：“到达开封一个星期，《开封日报》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和随从人员被市革委会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干休所里。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聂荣臻回忆：“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他对当地民兵建设提出了建议，并对一些工厂、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聂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邯郸军分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当秘书，同时向这位干事交代：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安全上绝对保证;不能介绍部队情况。

　　叶剑英、曾山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奉命迁住湘潭，但仍不让他们接触社会，也不让自由活动。两人提出：“我们到乡下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不予批准。叶剑英去了一趟广东看望子女，回来后，被责问：“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剑英后来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去过岳阳、湘潭等地。

　　陈云住在南昌市郊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委决定他在附近的化工厂“蹲点”。陈云每日上午去厂里参加活动。他还去了几个工厂考察。1971年7月至9月经中央批准回京办家事。九一三事件后，他参加了批判林彪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1970年八九月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等人参加了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王稼祥住在离信阳五六里远的一个大院里，围墙四周布置有警卫，在监视下生活，不准到工厂、田间同工农接近。朱仲丽回忆：“我们只住一栋房，院内的另一栋房子住着武装战士，由一个姓黄的管理员监管我们。”“那个管理员是一副野蛮的表情，卫兵监视我们一举一动。从北京的囚室放出来，这又是一种软禁。”

　　宋任穷、何长工、薛暮桥等人，多数在疏散地的“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议上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被遣送到河南罗山农场劳动改造。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转到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陈再道、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是在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以后，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的。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并很快恢复了他原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

　　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