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之下充满瑕疵：开元时代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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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唐的繁荣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王朝。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它的高度文明影响了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其盛时疆域东至安东府(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今蒙古哈拉和林)。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汉，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当时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之治”。
其次，唐朝的前朝由于没有内忧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贞观至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再次，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最后，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二、安禄山简介
安禄山，本是营州地方的杂种胡人，原名阿荦山。他的母亲是一个女巫。父亲死后，带着安禄山嫁给了突厥人安延偃。适逢突厥部落败散，就与安延偃的哥哥的儿子安思顺逃到了幽州，于是冒姓安氏，名叫安禄山。此时，在安禄山的身边还出现了另一个杂种胡人名叫史窣干，与安禄山原是街坊邻居，两人生日仅相差一天。长大之后，两人成为朋友，都做了互市牙郎，以勇敢而闻名。但正是这两个昔日的无名小卒日后却做出了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任用安禄山为捉生将，每次带领数名骑兵出击，都擒获数十名契丹人而回，又加上安禄山为人狡猾、世故，极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意，所以深受张守珪的喜爱，收为养子。
史窣干曾因欠了官债，逃入奚族人地区，被奚族巡逻兵抓获，要杀掉他。史窣干就欺骗他们说：“我是唐朝的和亲使，你们如果杀了我，你们的国家就要遭殃”。巡逻兵相信了他的话，就把他送到奚王的牙帐。史窣干见到奚王，只作揖而不拜，奚王虽然愤怒，但因惧怕唐朝报复而不敢杀他，还把他当作贵宾，让他住到馆舍里，又让一百人随史窣干返回唐朝。史窣干对奚王说：“大王你虽然派了这么多的人入朝，但是他们的才能低，见不到唐朝天子。听说大王有一名良将叫琐高，为何不让他一起入朝”。于是奚王就派出琐高与部下三百人一起随史窣干入朝。快到平卢时，史窣干先派人对军使裴休子说：“奚王派琐高带精兵都来了，声言入朝，实际上想袭击军城，应早为防备，先下手为强”。于是裴休子就整顿好军队来出迎，到了馆舍，就把随从的奚兵全部活埋。然后抓住琐高送往幽州，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认为史窣干立了大功，就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果毅，后又升为将军。后来史窣干入朝向天子奏事，唐玄宗与他谈话，十分喜欢他，就赐名为史思明。
这两个小事件都能很好的说明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胆识过人的时代姣姣者。如果他们可以得到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机遇，他们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不平凡的大事业来，因为他们具体这种能力。如果此时，唐帝国朝廷用正确的政策教育引导二人，也许能把安史二人培养成为忠勇双全，可以独挡一面的边关大将，甚至可以为唐帝国开疆扩土。但恰恰是唐帝国内政外交上的屡屡重大失误，导致安史二人最终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而此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反叛，这一念之差变幻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帝国之痛。
三、唐帝国内政的失误
1、朝纲的败落
唐玄宗不是昏君。早期做皇子时，以其过人的胆识清除了亲武则天的朝廷内阁，使天下从武系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为延续李唐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璟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纮与杜暹能够节俭治国，韩休与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内阁总理都个有所长。应该说他们治理下的国家，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很正派，为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张九龄因个性直率而获罪罢相，从此，朝纲开始走下坡路了。张九龄的获罪罢相是完全因为此人的个性直率、性格秉直，做事认真，不懂得阿谀奉承，不会巧言令色，不明白一样话两样说的道理，正应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诚则无徒”的古训。但是张九龄的获罪罢相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朝廷中的百官从此人人明哲保身，没有人再敢于直言谏言。至此，朝纲及社会风气开始走下坡路。
张九龄被罢相后，李林甫上台组阁中央政府。他为了进一步堵塞唐玄宗的视听，达到自己独揽大权的目的，就把谏官们召集起来，明确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有贤明的君主在上，群臣顺从皇帝都顾不过来，哪里还用得着再多说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立在大殿下面作为仪仗用的马匹吗?虽然吃的是三品等级的粮料，但是如果要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嘶鸣叫唤，都要立刻被拉下去，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诸大臣敢怒不敢言。李林甫做宰相后，这一番指鹿为马般的表白，表明了皇帝与皇宫外的视听线路从此被断绝，皇帝对于皇宫之外发生的事情，对社会的发展状况再也没有，也不可能会有正确的判断了。曾经，也出现的过正直的大臣“指鹿为鹿”。补阙杜琎曾经向唐玄宗上书谈论政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邽县令”，至此皇帝的谏争之路断绝了。
2、李林甫的专权与妒贤嫉能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一方面对于朝廷中百官的任用，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的，受到唐玄宗宠信或官位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办法除去，尤其嫉恨由于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表面上装作友好的样子，说着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所以世人称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有这样的小人担任中央政府内阁总理，真正有大学问大智慧的贤人志士是进入不了中央朝廷的，他们也不屑进入这种环境下的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从唐朝建立以来，边防将帅所用的都是忠厚名臣，边将不会让久任，也不会让在中央政府中兼任内阁职务，更加不会让身兼数职的现象发生，功名显著、战绩卓越的都会让他们入朝为相。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奖赏有战功的边关大将，二是主要防备边将在边境地区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唐帝国边境地区四方少数民族的将领，虽然象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的名将，也不会让他们在一隅做大，都是会任命中央政府的内阁官员来节制他们。而到了李林甫做宰相时，为了杜绝边将入朝为相影响他的地位，就针对边将太多，且大多是没有什么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这一情况，李林甫上奏皇帝说：“用内阁官员为节制边将的将领，但文臣多怯懦而不敢作战，不如用出身低贱从事过农耕业的边境少数民族战将为军队的将帅。他们大多都勇敢好战，出身低贱而且孤立没有党援，陛下如果能够用恩惠笼络他们，他们一定能够为朝廷尽力”。唐玄宗认为李林甫的话很有道理，就首先重用了安禄山。而后，边境线上的各边关重镇都先后使用了少数民族的将领为节度使，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到了北方的边疆上，形成了里轻外重的局面。最重要的是由于军队将领的地方化，军队的将领能够很好的控制军队，最终逐渐使得国家军队地方化，而地方军队则为私人化。因而，最后安禄山得以发动叛乱，几乎推翻了唐帝国，这一切皆因李林甫追求专宠和巩固自己地位的阴谋所致。
3、唐帝国政府战备意识的丧失。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十分重视战备工作的。作为国家战备工作做的好，对于应急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人政权更是如此。唐帝国初期的战备是实行的府兵制。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朝廷如果要征发府兵，就颁下敕书、木契和铜鱼，经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都能对合，然后才能发兵。自从招募了弘骑之后，府兵制就日益衰落，其中有死的，有跑的，官吏也不再清点补充，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都消耗散尽，而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意思是去保卫天子。后来宿卫的府兵多是雇人顶替，军官也象奴隶一样役使士兵，以至于长安城中的人以做侍官为耻辱，把他们作为戏笑时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为的是那些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所以那些应该当府兵的人纷纷逃亡。至此，折冲府已经没有兵员可以征发了。
于是公元749年，天宝八年五月初十。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上奏皇帝请求停止折冲府下发的铜鱼、木契和敕书，即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动作，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只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保留下来的官吏却再也得不到升迁，因此，士大夫们就更加以做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招募弘骑的办法，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猾之徒，且未经严格训练，也就是兵痞。因此，普通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当时，唐帝国已天下太平日久，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应该裁军，并且是大幅度的裁撤军队，因此，在民间禁止私人携带武器。民间子弟有做武官的，父母兄弟都瞧不起他们。但是，唐帝国的精锐部队却都聚集在西北方的边境线上，而国内空虚，没有任何象样的战备可言。在唐帝国国内布防这一点上，为安禄山率领的边防部队叛乱，可以短时间内席卷国内大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唐帝国中央政府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因国内布防空虚，仓促应战，短期内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阻击，很快丧失了战场主动，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地步。因此，长安、洛阳等国内大城市迅速失守，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战争初期的军心、民心的丧失。
四、唐帝国外交政策的失误—即民族政策
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影响力最为顶盛的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元帝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帝国疆域最大的一个帝国。但一方面他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元帝国对中原地区汉族的统治时期，与之相对峙的宋帝国一直未停止过抵抗，因此，元帝国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仅局限于军事上的占领与被占领，而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上，是无法与唐帝国相提并论。唐帝国时期是建立了一个以唐帝国为中心，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称臣纳贡的格局。应该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帝国。但唐帝国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上，即没有采取高压打击政策，也没有采取民族融合政策，而是依托唐帝国军事上的影响力采取了妥协忍让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唐帝国疆域周边的吐番、高丽、突厥，甚至云贵川地区本属于中原内陆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这些少数民族在唐帝国强盛时期，还可能会维持着对唐帝国称臣纳贡的格局体系，但一旦唐帝国发生内战，他们则马上会成为瓜分中原内陆地区的虎狼。果不其然，在后来的安史之乱时，唐帝国不得不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多多少少也为安史之乱的蔓延创造了外部条件。
五、安禄山的政治成长史
公元742年正月初九，唐帝国中央政府册封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标志着安禄山正式成为唐帝国官方任命的十个封疆大吏之一，跻身为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
而此时的唐帝国边防线上重镇中共有兵四十九万，战马八万余匹。唐初，中央政府每年供给边防军队的国防开支费用不超过二百万。而至天宝年之后，边防军将领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纷纷上奏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兵力，于是边防部队日益庞大，以至于费用浩大，公私烦劳，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同时，各处节度使隐匿部队数量，于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始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成为地方节度使的私人武装，逐步形成了诸侯割剧的不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混乱局面，这也为安史之乱创造了首要的历史条件。同时，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唐帝国末期的番镇割剧和以后的五代十国的内战局面。
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正月。安禄山第一次以封疆大吏节度使的身份入朝朝觐天子。玄宗对他十分宠幸，下命令准许他随时可以进觐。此时，安禄山上表天子：“去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营州蝗虫吃禾苗，我焚香祝告上天：‘如果我心术不正，对君王不忠，愿让蝗虫吃我的心。如果未负神灵，愿使蝗虫自动散去。’于是，有一群鸟从北面飞来，立刻吃尽了蝗虫。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交付给史官记录下来”。这是安禄山的政治秀。但是就这么一个荒唐的事件，唐玄宗居然深信不疑，答应了他的要求，可见安禄山受宠的程度有多么的深长。
第二年，即公元744年，朝廷加封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任命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称赞安禄山公正无私，朝廷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也都称颂安禄山忠君爱国。以上三个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大臣，于是安禄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宠信稳固不可动摇。此时，安禄山完成了对玄宗的政治声势上的包围。正是由于玄宗这种稳固不可动摇的信任，造就了日后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稳定了朝廷对他的绝对信任，继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宝四年，发动了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以此谋求在军事战功上的成绩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宠爱。奚和契丹原本是归附唐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分别迎娶了唐朝公主。安禄山发动战争后，奚和契丹便杀掉了唐朝公主反叛。虽然安禄山出兵讨叛并击败了他们，但是却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朝廷丧失信任和信心。
公元747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御使大夫。表明安禄山的身份即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内阁重要成员，更兼有监察百官之责。于是安禄山命令自己的亲信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刺探朝廷的动向，一举一动都要向他报告。如果安禄山有事要向皇帝奏表，刘骆谷就替他代写上奏。从此，中央政府的举动皆在安禄山的掌握之中。这一点充分说明安禄山的情报机关已经安置在了中央政府之中。同时也完全表明安禄山是有政治野心的。因为他已经在监听中央政府的动向了。如果此时，中央政府可以及时察觉安禄山的这一点动作。甚至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安史之乱是不会发生的。
此时，安禄山暗中阴谋反叛，假称要抵御外族寇，筑雄武城，大量地制造、贮藏武器装备。同时，安禄山每年大量的向朝廷奉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和珍宝玩物。一方面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另一方面，献给朝廷的礼物，一路不绝，以至沿途郡县都因转运这些东西而背负了很高的重担，起到了以老朝廷的阴谋。安禄山真可谓阴险至极，机关算尽!
公元750年，天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唐玄宗赐安禄山为山东平郡王爵位。这是唐帝国建国以来，将领中首次被封为王位。
同年八月初一，中央政府又任命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使他有权自行裁撤地方官员。
同年十月初五，唐玄宗又允许安禄山在上谷可以起五炉铸造钱币。这一年，标志着安禄山既可以建立自己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自治政府，又可以独立制造货币，掌控经济财政。至此，安禄山受宠可以说达到了巅峰，同时，安禄山已经为自己日后的反叛创造好了所有必要的条件。
公元751年，二月，安禄山请求中央政府让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唐玄宗随即改任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将河东节度使一职由安禄山兼任。表明安禄山已经开始向中央政府伸手要官，而中央政府竟不可思议的同意了他的要求，安禄山的野心进一步做大。在这个时候，安禄山一身兼任范阳节、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地方军政大权，赏罚由已，日益骄横，自认为过去见到天子没有下拜，而如今唐玄宗年事已高，便再无惧怕之心，又看到唐中央政府重边戍、轻京畿、武备松弛，便更有轻视朝廷之心。
安禄山豢养了投降的同罗、奚和契丹士兵八千多人，称做“曳落河”。“曳落河”，胡语就是壮士的意思，还有自己的家将一百多人。这些人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这些人成为自己控制的私家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同时，又畜养了战马万匹，大量地制造、贮藏和聚集武器装备。分派胡商到各地做生意，暗中积聚财力。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等人做心腹，以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等将领为爪牙。安禄山自己的小朝廷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而此时的中央政府，唐玄宗年事已高，自认为天下太平，没有可以忧愁的事情。于是居于深宫之中，沉湎于声色犬马，寻求欢娱，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李林甫。而李林甫则巴结讨好玄宗左右的人，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自己受宠信的地位。杜绝堵塞向玄宗进谏的门路，蒙蔽玄宗，以施展自己奸滑的权术，嫉妒贤能之士，排斥压抑才能胜过自己的人，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多次制造冤假错案，杀戮驱逐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以扩大自己的权势。皇太子以下的人，都见之如畏虎。李林甫当宰相十九年，造就了天下大乱的趋势，而可悲、可恨、可怜的唐玄宗却一直被蒙在谷里。
正是基于种种内忧外患，唐帝国的盛世到了公元755年，宣告结束。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这一年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率领所辖的三镇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计15万人，号称20万，在范阳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的历史大戏便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