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上的四次玄武门之变

　　李唐皇朝有国近300年。读与之有关的史籍(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高祖开基到玄宗朝之前的93年中，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却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

　　第一次政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世民和建成、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建成为长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但因为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为皇太子。而由于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隆，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　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就联合因同样有政治野心而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召世民饮酒时在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秦王和僚属忧惧万分，遂定计发动政变。64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这就是史称的“玄武门之变”。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表面上看是四个参与者，高祖、太子、秦王和齐王，但实际上背后的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储君之争。而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前后都持消极态度，齐王李元吉则站在太子一边。

　　由于矛盾只有一条线，所以当李世民闪电般的同时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后，这个矛盾就解开了，李唐王朝未来的继承者注定是李世民。除非想要推翻李唐建立新的政权，否则继续与李世民为敌已经毫无利益可言了，不仅是原先的太子成员，就是一心忠于李渊的人，也没必要得罪未来的主子。

　　说起来也好笑，玄武门之变中，伤亡最惨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太子和齐王遇袭身亡后，冯立和谢叔方分别率领东宫和齐王府护兵赶往玄武门营救，结果执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在兵力尚未集结的情况下仓促出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等大队屯营兵赶来时，发现敬、吕二位主将已双双战死。最令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后人也没有搞清敬、吕二人为何参战。有人猜测他们早已为秦王所收买，不过如果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的话，又怎会仓促出战以至兵败身死?敬、吕二人死后，形势一度危急，此时尉迟恭割下太子和齐王的首级示众，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士们见状散去，企图进攻秦王府的薛万彻部在接到李渊圣旨后也完全溃散。李世民趁势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杀死，彻底消灭了竞争对手。

　　至此，李世民已然是万众归心，从第二天开始，原先太子身边的有识之士相继归降。武将中，在玄武门之变中率领东宫和齐王府卫士奋战的冯立、谢叔方和薛万彻等人，兵败后一度逃亡，不久陆续回来请罪，李世民一一赦免，并封以高官厚禄。除了薛万彻晚节不保，因为谋反被高宗所杀外，其余二人后来都被视为忠义之楷模。文官中，太子近臣魏征投降，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之臣。魏征早年投奔瓦岗军，兵败后归唐，后被窦建德俘虏，又降了窦建德，窦建德兵败后重新归唐，成为李建成的近臣，李建成死后又归了李世民，算起来，他已经换第五个主人了。按说魏征不是怕死的人，所以他转投李世民应该很说明问题，类似他这样识时务的人很多。总之，转眼间太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不需要李世民清洗了。

　　参战人数，其实讨论这个意义不大，因为无论怎么算，秦王府的军事实力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李世民肯定是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不过究竟收买的是谁，目前还无定论。并且收买的原因是为了他的特种小分队能够顺利潜入进行埋伏，而不是利用玄武门的守军与东宫和太子的将士战斗。事实证明，屯营兵根本不堪一击。另外从“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这句话来看，敬君弘和吕世衡事先根本没有准备，连兵马还没有集结起来就仓促出击了。最终瓦解太子的是建成和元吉的头颅以及随后来到的李渊的圣旨，而这些都应主要归功于特种小分队的斩首行动。

　　至于天京事变，其背景远比玄武门之变复杂得多。天京事变中天王洪秀全(包括心腹陈承瑢和燕王秦日纲)，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四方势力各怀鬼胎，彼此之间都有矛盾，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反目，直到永安五王的最后一位——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兵败身亡，这张矛盾网才最终被解开。天京事变中最大规模的屠杀是血洗东王府。这主要是因为韦昌辉野心大，势力小，如果不尽杀东王府部属，他无法在天京建立个人的统治。另外，杨秀清生前得罪的人太多，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等人在这次屠杀中也有公报私仇的意思。至于其余几次清洗，主要针对诸王家属，所以伤亡不是很大。

　　第二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一月，其时武则天称帝已经十四年，年老病重，一些久已对她的“武周革命”不满、希望恢复大唐社稷的官员，在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的率领下趁机起事。张、崔与左羽林卫将军敬晖等带领左右羽林兵五百多人占领玄武门，并把太子李显从东宫迎来，然后一同闯入皇宫，直至武则天所寝的迎仙宫，斩杀了武则天宠任的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宗昌，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重即帝位，复唐国号。

　　第三次是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的政变。中宗李显复位后昏弱无能，而皇后韦氏强悍，她与武三思内外勾结，把揽朝政。韦后因太子重俊不是自己亲生，很不喜欢他。三思也很忌恨重俊，并纵容其子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和子妇安乐公主时常陵侮重俊，甚至呼重俊为奴。崇训还教公主去对中宗请求废黜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重俊终于忍无可忍，于景龙元年七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率左羽林和千骑兵三百余人冲入武三思和武崇训的府邸，杀了三思和崇训，随即又发兵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韦后闻变，挟持中宗登上玄武门门楼，调兵镇压。重俊率军攻到玄武门前，中宗对军士宣布重俊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杀了李多祚等，重俊的党羽立时溃散，政变一下子土崩瓦解了。重俊逃到终南山，被追获杀害。

　　第四次则是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的政变。其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等密谋毒死了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韦后想效仿武则天，于是在京畿要害部门安插韦氏子弟，广聚党众，准备废黜重茂自立，但又害怕相王、太尉李旦反对，故欲寻机杀之。相王之子、临淄王李隆基接到密告，即联合太平公主等先发制人，冲入羽林卫军，杀了韦后派来统领卫军的韦璿、韦播，占领了玄武门，随之纵兵闯入皇宫，斩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和隆基父子二人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来威慑少帝重茂让位，相王登基，是为睿宗。

　　这四次政变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各次政变成败的关键均在能否控制玄武门。在政变中，凡控制玄武门的一方即属胜利者，凡没能控制玄武门的一方最后都失败了。可见玄武门在唐代前期这四次政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要明白玄武门为什么会在唐朝前期历次政变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地位，就必须知道唐代皇宫的规制。在唐朝，都城的皇家宫殿是帝王居住和听政的主要场所，亦即政治权力中枢，所以太极、大明两宫和洛阳宫城的宫殿建筑格局完全一样，都是沿着南北向轴线对称排列，分为外朝、内廷两部分。外朝主要是皇帝听取朝政、举行宴会的宫殿和若干官署，内廷则是皇帝和后妃的寝宫和花园，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场所。而最关健的是，外朝位于皇宫南部，内廷则处在皇宫北部。因此，皇宫城墙北面诸门就对内廷的安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其中，作为北面正门的玄武门，就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皇宫城墙各门都由宫廷卫军把守，而玄武门外就设有两廊，宫廷卫军司令部驻在这里，称为“北衙”，有着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据此，政变发生时首先控制玄武门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因为控制了玄武门便可以控制内廷，而控制了内廷也就可以控制皇帝，从而控制中央政府，乃至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