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代的康乾之治 百年盛世不过是一个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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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
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旗地庄田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纵看几千年的中国史，康雍乾百年间，确可以称之为封建时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点是，皇帝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和全体子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根据皇帝的意志办事。而这种高度集权，到康雍乾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时建立了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体制，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一切事务，有效地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进一步加强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这种遍布全国的密报网，有效地控制全体臣民，并使官吏们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备，大家都诚惶诚恐地为皇帝效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却同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标榜，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皇帝，在编辑《四库全书》时销毁删改大批珍贵的典籍，销毁规模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乾隆皇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正是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他们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视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书，便称为“敕谕”，皇帝自称为“朕”，称本国为“天朝”，文书一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这种外交体制与17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适应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会(当时称为“敕谕”)中，留下了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他正陶醉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惘中时，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中华大地所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些东西代表了英国当时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天朝无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几个皇帝的普遍心态，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心态，使他们不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门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也不屑睁开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说学习和超越了。火药，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到明末西洋火炮传入中国后，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领教过了的。到乾隆时，西洋火器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黑色火药大有改进，并发明了燧发火枪。几十年后，中国就被新一代的洋枪洋炮打败了。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可“师”，确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极严厉的限制政策。海关税制极不合理，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税则混乱，陋规几十种，海关人员层层中饱。虽然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蕴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火炮、火枪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
假如我们横向作一比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并使差距日益扩大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