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老上海时期的三大娼妓业花榜名妓大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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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报鼻祖”戏开的花榜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花榜多均由消遣性小报主持。而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根据报上所列通告投函推荐，小报根据荐函多少，参考舆论开榜。这时，开榜仍有“艳榜”、“艺榜”之分，但艳榜的夺魁者以科举制的状元、榜眼、探花等冠之。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后，上海兴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各种小报也应运而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并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因而得到“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这些褒贬不一的声名。

　　李伯元此招一出，广泛地激发了人们的参与与兴趣，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竞相投函推荐，这些信写得文采飞扬，风流倜傥，反映了嫖客的不同情趣、不同喜好、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文化品位，当时捧妓成风。

　　2、文人名士主持的花榜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上海花榜的特点有二：其一，花榜由文人名士主持，品评时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由于偏重于美色与技艺，故有“艳榜”与“艺榜”之分。

　　其二，花榜只在书寓、长三中评选，但开榜次数频繁，甚至一年之内开两次榜。评选出来的名妓，附以其相应的名花名卉。在此过程中，花榜评选的主持人多是舞文弄墨的“海上名士”或“洋场才子”，他们平时以青楼妓院作消遣地，以品花狎妓为乐，以作诗填词为风流。当时不少妓女，经这些文人学士的品评、鼓吹，名声大震。而后，骚坛文人纷纷效仿，大肆吹捧。

　　3、游艺场与报社合流主持的花榜

　　从1917年到1920年，上海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远比过去更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游戏场所与报社同流，共同主持花选，花选的优胜者由嫖客投票选举产生。

　　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为了扩大影响，招揽游客，便别出心裁地策划举行花园选举。新世界游戏场的老板特聘《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选举完全仿效民初的民国选举制度，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一票售价一元，选票上需填写妓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优点。当时，入选妓女多达210余人。

　　1919年，因“五四”运动波及上海，新世界未能如期举行第三届花国选举。英商企妹牛奶糖公司看到这个发财的机会，乘机举办花选，不过改花国为香国以示区别。新世界看到这一情况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刊登显赫醒目的“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的广告，大造声势……

　　结论：仔细对比分析，从媒体介入、八卦传播、评论人造势，我们不难发现，时下娱乐中林林总总的性爱炒作和上海嫖界的花榜炒作如出一辙、大同小异，恶俗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