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化之战：曾国藩是如何剿灭太平天国的？

　　平定叛乱，不仅仅是军事仗，政治仗还是一场文化仗，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又是怎么完成文化仗的呢？

　　曾国藩撰写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而把自己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

　　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梁启超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如此高的评价与赞佩，在梁启超对近人的态度中是不多见的。现代史上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也是曾国藩的崇拜者，不仅自己熟读曾国藩的诗文著述，并以之为修身行事的准则，还教育儿子蒋经国“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这最后一句，无疑是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和文章翰墨是超越时代、立言立德立行和齐家治国的永恒经典。同样，与蒋介石斗争二十几年并最后把他赶到几座海岛上的一代天骄毛泽东，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都是水火难容你死我活，但在敬佩曾国藩这一点上，却表现出惊人的同一性，早年毛泽东对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独服”表达的是对曾国藩言行的价值认同。毛泽东也是熟读曾国藩文章翰墨并受其一定影响的，后来在革命夺权中为人民军队制订的军纪军规的若干条目，就有与曾国藩为湘军订立的条目有接近乃至相同之处。

　　1949年以后，随着对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历史作用与意义的充分肯定，史学界和一般时论对曾国藩进行了新的历史定位，“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清王朝的封建帮凶，成为评价曾国藩的不移之论。可是，正如俗谚所谓“风水轮流转”，近些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又几乎来了个大颠倒，曾国藩的包括家书家训在内的各种选集和文集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一大热点和卖点，各行各界阅读和崇拜曾国藩的大有人在，连应试压力沉重的中学生阅读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也不乏其人，据说在党政干部队伍里阅读曾国藩的家书著述以为借鉴者更是所在多有，几乎成为一种“风尚”。我就在一次集体性的外出考察中亲见一位年轻有为的厅级干部，在车船劳顿之余孜孜不倦读“曾书”的情景。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荣辱褒贬臧否，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尤其像曾国藩这样复杂而又大有影响的人物，真个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令人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

　　我不是“追曾族”，但不否认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要与复杂，更正视曾国藩的言行对近代以来诸多伟人枭雄和芸芸众生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过，读完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联系历史上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和困惑：饱读圣贤书、以“忠信笃敬”律己律人、信奉儒家仁者爱人的恂恂儒者曾国藩，为什么又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二者在他身上是如何统一和沟通起来的呢?

　　曾国藩本是湖南湘乡的耕读缙绅之家的子弟，六岁入私塾，十六岁外出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二十三岁在湖南乡试中举后往北京参加会试，两次失败后终于在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任礼部右侍郎。在京期间他苦读古文，圈阅二十三史，拜高官大儒为师，精研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并以继承和中兴桐城派的道统与文统为职志。太平天国起义后挥师两湖两江期间，曾国藩以丁忧在籍身份奉命兴办团练乡勇，开始了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出兵之际，曾国藩亲自撰写和颁布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而把自己率兵为清政府讨伐汉族“反民”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护国、护法与护教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据后世的研究者说，曾国藩的这一“师出有名”的“招法”是颇为有效、相当高明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我们知道，满清入主中国之后，一方面对满汉之大防看得相当重要，满汉之间的界限和地位划得相当清楚;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华夷之辨、以及由此把满族归类为“夷狄”的所有“忤逆”言行，极尽打压之能事。为此，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莫须有的文字狱鼎沸之际，由乾隆爷举事作为其文治武功标举，且被后来人盛赞的《四库全书》的修撰，目的也是为了芟除中国典籍文化里所有不利于“夷狄”统治的部分，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远大于建设。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对那个湖南籍的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的秀才曾静的“循循善诱”，把二人的对话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人到处宣讲，目的也是为了剪除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华夷之思，强调满族也是华夏之正统。曾国藩把自己受朝廷之命兴兵讨逆的行为说成是保卫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这对一般大众和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把带领汉族兵勇打击另一伙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队、保卫清王朝统治所可能引发的华夷之辨巧妙地回避掉。同时，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说成是信奉耶稣新约而拒斥孔孟的忤逆之徒，这在法理和逻辑上实际把太平天国划入了“夷狄”。历史和逻辑在这里掉了个个儿：曾国藩及其湘军维护的、本来属于真正“夷狄”的清王朝成为华夏正统和道统的代表者，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则成为夷狄之属，华夷之辨以如此的面貌出现在清季上演的这出历史大戏中。

　　既然对方已经是不齿于中国的夷狄，所以，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一律“剜目凌迟”，绝对不讲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不讲温良恭俭让，不实行“仁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表面上看似乎矛盾：曾国藩饱读圣贤书，崇奉孔孟之道，标榜仁义敦厚，倡导礼仪教化，是大儒仁者，却又杀人如麻，对同是中国人的敌人极端残酷——残酷得连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的英国军官都有非议。曾国藩的行为似乎体现出双重人格，其实不然。就像曾国藩对英人解释虐杀俘虏是中国国情和文化、无碍仁政一样，曾国藩的大儒仁者形象与杀人喋血的“曾剃头”形象，不是性格的两重性而是滋养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两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决定的，并因此成为文化和国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余生也晚，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是个青少年，听广播里天天连篇累牍地批判孔子，说他满口仁义道德，仁者爱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一做了鲁国司寇，就诛杀了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那时“四人帮”的歪理邪说整天价灌输，民间里实很反感，这逆反心理使我以为“四人帮”又是在胡说，孔夫子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及至“四人帮”倒台后上了大学，看了史书后方知历史上确有其事。当然，这不是说“四人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污蔑性的批孔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另有图谋而已。在大学课堂上，从《论语》到《孟子》到各种典籍，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尽情讲解，我们怀着崇敬之心恭听和学习，感到那个不断谆谆教诲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泛爱众的孔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一朝权在手就铲除异己的孔司寇联系在一起。但此后随着读书稍广年事渐长，对这样的事情也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所谓从文化上理解，是指了然了儒家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提倡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兼善、泛爱众，一方面，又在上智与下愚、大人君子与小人妇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作了严格的界定和“阶级划分”，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仁义爱人之道是不轻易施予下愚和被治者之流的。这上智与下愚、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正统与非正统、礼仪之邦与化外蛮夷的区分，在种族、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就演变为华夷之大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潜台词就是：这“心异”的化外夷狄，未受文明之光普照和洗礼，不仅非我族类，实质也非文明之人类，说严重点与禽兽等类。因此，对这类夷狄的诛杀打击残酷迫害，自然无伤仁义之道，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仁义或仁政施予的对象。这样的思想逻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泛滥、泛化、演变与扩大，夷狄已不单指非我族类的化外蛮民，与正统主流治人者悖逆的所有敌人、敌对者，其实都被归类为 “匪夷所思”的夷狄或类夷狄。

　　于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大小治人者，不论其标榜的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家圣教，在对待敌人、忤逆、异己、夷狄、贱人、奴仆等“非我族类”、“非我侪党”时，几乎都是“勿加抚恤”、“尽行芟除”，杀戮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而这样的行为在法理和道统上与圣教仁政并不冲突，不辱“圣人之道”和“我朝向以宽厚待人”之说教。所以，作为大儒的曾国藩对残酷杀戮俘虏的行为说成是文化和国情使然，也绝不是狡辩和矫情，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和看法，是合于他认为和尊奉的道统与圣教的。因为太平天国将士在曾国藩看来已经是毁我中华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籍、奉洋教以张目的“非我族类”的夷狄，那么无论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杀剐砍剁，剜目剖心，全部芟除，都是合理的、正常的、文化的、正义的，都不涉和无关于圣道与人道、仁义与礼仪。换言之，这样的行为正是为了维护和昌明他所认为的圣道与礼仪、仁义与文化，是他兴兵讨逆的主要目的。在中国国情和文化的语境中，曾国藩对太平军被俘者的剃头、虐杀等残暴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指责，反而会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应当，是摒弃妇人之仁的大英雄行为和壮举;不但不会有任何内疚自责，反而充满了大义凛然和英雄豪气，极端的心安理得，绝不会像二战时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那样，虽然自己的行为是受国家之命且代表着战争中的正义力量，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使他的心理饱受内疚的折磨，最终选择自杀。不同的文化及其逻辑使人在对待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时的态度和行为，竟是如此之不同，差距有如天壤。

　　晚清已成历史，但支撑大儒曾国藩对敌人俘虏残酷虐杀毫不仁义且心安理得毫无内疚的文化和国情的逻辑，却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随着历史不断延伸，生命力依然旺盛，渗透到我们的心理和话语中，比如在政治斗争中将对方“匪化”，称之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就是将对方夷狄化从而为己方的行为正义化和法理化，比如在很长时期内主张和提倡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痛打落水狗、不对敌人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等等，都是这种文化逻辑的表现和反映。这种文化和国情的逻辑与力量如此之强大和绵延不绝，所以在它所构成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曾国藩的伟人大儒和英雄形象，被近现代中国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和派别都予以承认和尊奉，过去如此，于今在一些人中亦复如此甚至于今为盛，尽管现在据说已经进入了现代或后现代，尽管曾国藩大战太平天国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