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肌肉 我有神功：盘点“外国大力士被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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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时间地点非常详尽：1918年9月康泰尔到达北京，在中央公园设擂比武，还在报纸上刊载了广告，其文案中的货币单位极为诡异——“康君乃世界第一大力士，今来京特设擂台三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脚者，赏50卢比。能将他打倒一次者，奖金牌一枚。”在故事中，天津中华武士会在民族精神感召下，派出二代弟子韩慕侠等人应战。中国武术大师当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可惜这项“荣誉”并不专属韩慕侠。《体育文史》杂志曾在1993年发表《刘百川击败康泰尔始末》，新增一位为国扬威的好汉外，故事的时间地点也转换到了1916年的上海;而主角身份是另一个“微创新”的突破口。一位回族身份的河北武术家王子平，凭借击败康泰尔的事迹也进入了《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等期刊杂志。如果把反派的姓名再修改一下，名单还可以开列的更长：七星蟑螂拳传人范旭东、少林高僧释德根、中华武士会的创办者等人。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某西方大力士在中国摆擂，打伤或打死中国武师多人，吓得无人再敢挑战，主人公看到后大怒，在几回合内击败或直接打死西方大力士。“本土武术家痛殴某国大力士”已成为一种文艺创作模版。闪耀着爱国主义气息的故事，经历了几乎百年不间断的编撰、润色、演绎和传播。

　　最先将康泰尔来华改写成如今故事雏形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是三十年代民国杂志《国术周刊》主编金警钟撰写的文章。他新增了演武前夜的情节：韩慕侠不满限于“演武”，遂到康泰尔居住的六国饭店将其打败，第二天又在中央公园将康泰尔吓跑。“中国武术大师击败外国大力士”的桥段自此大量传播。《国术周刊》是一份国民政府官办的杂志。“官方媒体”不顾新闻原则看来是有道统的。国民党对武术(即国术)的热爱不单单源于国民党浓重的民族主义气质，更因为早在1909年，陈其美、宋教仁便委托国术师组织“精武体操会”，该会是霍元甲所属“精武会”的前身。国民政府成立不到一年时，就设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发展成一套从中央到县级的武术推广体系。其实，在中国两千余年不绝的“大一统”治理逻辑下，韩非子“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的教导，历代领导核心始终铭记。国民党人的例外，是因为清中叶以后中央政府始终没能重建暴力垄断的权威。

　　太平天国起义时，清中央对暴力机器的垄断明显松动。地方武装崛起，一路发展直到庚子拳乱，东南互保，各省的军阀化几近完成。地方实力派认为武术家是难得的人才，需求空前繁荣。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庚子拳乱后，清廷试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宽松开明政策，为清末社会团体的兴起和武术社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故事的发生自此具有了合理的时代背景。直至中国大陆权力更迭，民国武师多有“会道门”背景，并与国民党关系深厚。因此在镇压反动会道门运动后一蹶不振。当大陆告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年月，对外开放后，中外的交流令落差再一次显现出来，民族主义的复兴与之同步。

　　在此背景下，文艺作品市场对一切能证明“我们不差，反而很强大”的信息都空前渴望，所有能承载如此信息的形式——小说，杂志，电影，连环画，都会卖座。行业杂志采编人员对本国、本行业的赤诚从未改变。

1982年1月《北京体育》杂志采访了韩慕侠的女儿韩小侠，最终成文的报道中，康泰尔被描述为身高两米，力量一万四千磅的大力士，更打遍了46个国家，另取得10枚金牌。这一版故事体现了对细节的追求。比如康泰尔在北京的事迹又多了“单手拔河胜了20名大汉”;比武阶段摆下的擂台原则为“打死勿论”，时间改为七天，前五天无人敢应战，韩慕侠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志绝不让后世记载为“无人应战”。于是，考虑到被打死的可能，便安排好后事赶赴北京。故事的演化与完善几乎没有尽头。

　　1988年，一本《武林奇杰韩慕侠》的小说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书中先描述康泰尔遍访天下高手勤奋学艺，后周游各国却在上海被中国拳师打败，于是改变策略在北京演武，这样一来就“向下兼容”了最初的报道。但人到北京后，骄狂复发，主持举办万国武术大会。整个故事在多处进行了戏剧化处理，为了使42岁的韩慕侠参加比赛，还加入了三顾茅庐的桥段。1995年，韩小侠女士将整个故事提升到了不可企及的高度——他的父亲成为了周恩来的师父。发表在综合性文史期刊《纵横》的这篇文章，除了将《武林奇杰韩慕侠》中虚构的故事概要引用外，还描写了韩慕侠教周恩来形意拳的“历史”，据称，此后功夫高手周恩来在指导中央特科工作时，因为武功高强甚至亲赴惩治叛徒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