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明朝覆亡真相：治贪莫过朱元璋 神宗淫乱毁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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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4年3 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胜门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众簟食壶浆，夹道欢迎一支浩浩荡荡的义军进城。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位骑着高大的乌龙驹，身着蓝布箭衣，头戴白色毡笠。意气风发，英武绝伦。他，就是出身驿卒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的闯王李自成。这一天阳光晴和，鸟鸣莺啼。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一角阴郁的树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愁容惨淡，一会儿仰天长叹，泪流满面;一会儿拊膺顿足，以头触地。当第二天人们找到他时，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尸体。他已经不知何时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了。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在享国270年之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积重难返，在如暴风骤雨般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岁时，家乡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他的父亲、长兄、侄儿和母亲先后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里当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灾荒缺粮而关闭，朱元璋只好带上一个木鱼和一只瓦 ，外出游方化缘。后终因走投无路，到濠州投奔到农民义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刻苦学习武艺，有勇有谋，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才能，深得郭子兴的赞赏，遂把养女嫁给他为妻。郭子兴去世后，他逐步掌握了军队大权，并一步步成为最高统帅。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谋远虑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贫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国，期盼朱家王朝能够万世长存。他改革军政制度，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大权于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
每日黄昏，他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 “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朱元璋严厉整肃吏治，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贪赃枉法者，一概发配到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60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在此砍下头颅，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以警告继任的官员。朱元璋还借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兴党狱，除掉一批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官员们。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设，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50余万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的1021年(开禧五年)的 524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政府的税粮收入达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全国人口共有10652870 户，60545812人，比《元史》所载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国最高的人口数字，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朱元璋之后，雄才伟略的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朱允 手里夺得帝位，成为明帝国最有开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他建立内阁，肃清吏治;他鼓励垦田养植，发展经济;他治理惠通河，迁都北京;他经营边疆，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后，仅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国家。
明成祖为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积极开展对敌对的蒙古族政权的打击。他六扫虏庭，五次亲征，然终未能如愿，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十个月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采取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明初70年，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万历衰败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政策趋于内敛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和纵容的作用。
宗室、勋戚、官僚恃势弄权、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帝国的统治危机已潜滋暗长，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自王振专权始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社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独裁，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
万历皇帝
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
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时，就发出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慨!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 “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贤集团稳住。
朱由检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客氏非常客气地“请”出皇宫，以剪除魏忠贤的权力后盾和政治帮手。接着，朱由检更换了内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时的亲信调入宫中，把内廷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魏忠贤即将失势的信号。原来依附于魏忠贤的一些官员开始倒戈。曾为魏忠贤卖命的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第一帮凶崔呈秀，措词虽不激烈，也没有涉及到魏忠贤，但却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瞩目，人们都在关注着年轻新君的态度。朱由检沉着应对，既不批评杨维垣，也不对崔呈秀过分指责，只是说“不得苛求”。这种态度显然是在鼓励官员们继续对其进行弹劾。三天以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说崔呈秀“贪淫横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辩解，一面循例请求罢免。朱由检先是让他听候处置，过几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惩罚。
几天之后，朱由检再以“罪状明悉”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
看见崔呈秀失势，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便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抨击最为猛烈的是江苏海盐贡生钱嘉徵，他数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 民、掩边功、通关节等。魏忠贤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检，他痛哭流涕，连呼冤枉。
朱由校让内侍官给他诵读钱嘉徵的奏章，魏忠贤听得魂飞魄散，请求辞职养病，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回家“调养身体”。此后，朱由检迅速调整宦官的职权，命令王体乾掌管东厂印、高时明掌管司礼监司，改调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安东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控制了内廷局势。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朱由检发布告说，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将他贬谪到中都凤阳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贬至浣衣局。天启七年11月6日，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
接着，朱由检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处死，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一时朝野整肃。
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11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
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
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
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
铁骑入关(1)
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
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
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11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 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 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晚明悲歌(1)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 “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 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
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 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 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农民军的胜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崇祯帝身着素色布袍，亲自到太庙告祭祖宗之灵，下罪己之诏。同时，展开了对农民军更大规模的镇压，崇祯帝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与中原各省的军兵会合，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为配合行动，崇祯帝又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全国军务。杨嗣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先全力剿灭农民军，再全力对付关外的满清贵族。为此，他提出了镇压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而言，就是以陕西、河南、陕西和凤阳等四个农民军活动主要区域为“四正”，责成地方巡抚专责防守，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个地区为“六隅”，设六个巡抚，以防止起义军进入各自的管辖地区，必要时参加联合协剿。“四正”和“六隅”结成“十张网”，犹如布下的天罗地网，企图一举全歼农民军。为配合这一宏大计划，他提出增兵增饷建议，加派“剿饷”，计280余万两。
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杨嗣昌的剿杀计划在短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强心剂”的作用，农民军严重受挫，一部分军队在高压之下主动投降明军。李自成军队的人数锐减，生存极其困难，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抚”。然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大批灾民补充到农民军队伍里去。他们英勇无畏，抱着赴死的决心，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崇祯十四年新年刚过，李自成义军就攻克了洛阳、杀死福王。将没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粮食与钱物分给贫困的百姓，并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受到饥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一段时间，李自成农民军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开封，转战于河南各地，基本消灭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重举义旗，转战豫皖，进军湖广、江西等地，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无策，崇祯帝内心早已方寸大乱，众大臣也深知现在的农民军已经难以消灭，没有人愿意担当统帅三军的重任。大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难度时艰。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杀，明朝再无“中兴大将”可用。崇祯帝哀叹说，“嗣昌死后，再也没有堪任的督师了”。崇祯十六年，崇祯帝钦点吴 督师，前去镇压农民军，吴 却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崇祯帝大怒，下令将吴 充军，改由孙传庭督师。孙传庭率领明王朝仅有的兵军进入陕西，旋即被李自成消灭。此后，崇祯手里基本上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了。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队伍的日益壮大，其革命目标也日渐明确。崇祯十五年冬，他们开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为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做准备。崇祯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攻下襄阳后，改名为襄京，建立中央机构，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接着，李自成开始部署进攻北京的计划。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军所向披靡，几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17日，东路军抵达京郊高碑店，西路军抵达西直门外。北京城里只剩下五、六万羸弱不堪的军兵和数千太监“净军”，他们也无心恋战，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时分，农民军发起了攻打彰义门、西直门的总攻。18日，农民军提出如果崇祯帝“逊位”，可以保他一条活命。崇祯帝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农民将领看穿了他的意图，于当天深夜发动总攻。崇祯帝慌乱中安排三个儿子乔装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样子，希望他们混出京城，去联络南方明朝官军，卷土重来。
绝望中的他回到后宫，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过来，让宦官给他倒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猛地挥剑砍向袁妃，将她刺死。周皇后转身回到宫内，自缢身亡。然后，他提剑四顾，歇斯底里地在后宫四处奔走，看到了长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愤地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的家里?”挥剑就刺。长平公平下意识挥臂遮挡，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着，他又刺伤或刺杀了几个小宫女和嫔妃。最后，他发疯似地亲自到前殿敲钟，企图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对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无人前来。19日凌晨，太监王相尧在宣德门投降，刘宗敏率领农民军浩浩荡荡由此开进北京城。在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朝阳门的朱纯臣相继打开城门投降，农民军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彻底绝望的朱由检，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万寿皇亭，赤足轻衣，自缢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写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真是可悲可叹!一天后，人们在煤山一角发现了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尸体，早已变得又冷又僵。农民军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宫廷，停在东华门外示众。4月初，又派人将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于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灭亡，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而言，是一场悲剧。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国多灾多难的17年。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严重，如风中之烛，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而又不得不开辟了两个战场，同时与农民军和清军作战。
依据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几无成功的可能。与后金争锋，兵饷不足，只能加紧勒逼民众，民众愈加不满，反抗愈烈。事实上，明王朝的崩溃就是国内矛盾完全激化的结果。试想，一个巨人，当他的内部只剩下空架子时，外部即使轻轻地吹来一阵微风，也会让他轰然倒地。
而崇祯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他功利性过强、驭臣无术，最后只落个无将无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溃。崇祯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帝王。他诛杀阉党、整理朝纲，气象为之一新，却又惟内臣是信、肆意杀戮文武将官，最后直落个孤家寡人的悲惨结局;面对烽烟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殚精竭虑，调兵遣将，用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扶正将倾之大厦;面对空馈的国库，他肆意加派，搜括粮钱，仍然无法支付官军俸禄。他又是一个生活节俭的“守财奴”，宁丧江山，不愿舍弃内帑赀财。作为丧国之君，他自知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绝于世，其死亡之悲壮，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后的200年间，他一直倍受人们的怜悯。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国王朝数次更替中之一环。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时已处于传统社会的末世，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300年间。清军入关时的口号是“为崇祯帝复仇”和“吊民伐罪”，入关之初也采取了安抚社会的积极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统治者却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谓“以夷变华”的五大恶政，并制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清朝的专制与歧视政策带来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清复明”的巨大浪潮。同时，清朝继承了明朝初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晚明出现的“近代化”思想实行严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闭性、反动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谓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思想禁锢也发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国六、七十年后，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100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5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