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中的插曲：一场宦官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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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役是明朝建国后第一场皇室内战，也是明朝唯一一次由挑战者获胜的帝位争夺战争。同样，在中国帝制时期，尤其是在更加注重继承伦理和统治合法性的汉人政权时期，类似这样的由藩王发起的对合法继位君主的挑战也是罕有成功的，从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的宋室内乱，再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和重俊、唐隆、先天之变，我们可以看出几乎相比于斧声烛影般隐秘的宫廷阴谋，将帝位争夺的野心诉诸于全国范围的兵刃相见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家的凝聚力和实力，同时对于帝位的染指者们来说也是成功机会渺茫的风险事业。
在明朝近两百八十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内战的大规模藩王叛乱至少有四次，除了靖难之役外，宣宗皇帝朱瞻基时期的汉王朱高煦叛乱、武宗皇帝朱厚照时期的宁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无一例成功，可见藩王举事难度之大。
即使是通过靖难之役成功登上大典，开辟永乐时代的朱棣，也是无数次与失败和覆灭擦肩而过才换得最后的成功。朱棣的成功除了他在军事上杰出的领导能力之外，另一个为后人称道的地方是他的知人善任，相比南军的废物统帅，贵胄勋臣之后李景隆，北军的朱能、张辅无不是能征善战之辈，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下级军官出身。
朱棣的不拘一格用人才还体现在他广为诟病的对宦官的信任和拔擢，我们所熟知的郑和就是在靖难之役中展露的头角。明朝自朱棣之后宦官集团的权力日炙与建国初期朱元璋对宦官的压制形成了鲜明的讽刺，而后世学者无不将原罪归结于朱棣对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的过分恩宠。
然而真相不会就这么简单。作为对立方的朱允炆也不是朱元璋禁锢宦官权力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甚至相比朱棣，他对宦官更加信任和依赖;郑和以靖难扬名，但他绝不是靖难中大放异彩的宦官群星中闪耀的一颗，来自南北双方活跃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响着战局的发展;为何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功绩又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无影无踪，是真的微不足道，还是另有隐情?
这些疑问，我将试图抽丝剥茧，一一为您还原600多年前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夏天的朱棣来说，时年39岁的他正值人生的巅峰，正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来自南京的宦官正在燕王府外等着进府，他带来了皇帝朱允炆的诏书，诏书责备朱棣放纵部属犯上作乱，并要逮捕燕王府的辅佐官员。而此时的朱棣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对自己行为不能负责的疯症患者，虽然不论南北双方都知道这个拙劣的借口不过是个掩饰，再虽然这个借口的确帮助朱棣本人逃过了被直接牵扯入这次对被揭发的谋反举动的追责。
然而如果允许朱允炆的使者按照旨意行事，那么这些与朱棣暗中谋划对抗中央政府的辅臣就会被铲除殆尽，燕王也没有再与侄儿朱允炆抗衡的资本，更何况他们一旦有人招供牵涉出朱棣，那么他连继续装疯的机会都没有，最好的结局也是在南京的诏狱或者中都凤阳的宗室监狱中了却残生。作为曾经率领孤军深入漠北追击元朝残部的名将，朱棣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将朱允炆的宦官以及随他而来的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北平布政使张昺拒之门外，他更可以无视谢贵、张昺指挥的军队包围燕王府，毕竟作为朝廷的藩王，除非有来自京师的明确旨意否则他们是不敢贸然冲入王府。
朱棣需要作出的决定远远超过了当前的局势，他需要在举兵反叛和继续消极抵触两种对付中央政府的不同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即使朱棣愿意将身家性命和臣僚部属投入这场赌博中，历史上那些犯上叛乱者罕有胜迹的过往也让他的决定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但这个判断过程的短暂和其所背负的巨大压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不相信朱棣是在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等力主削藩的大臣们几番逼迫和此起彼伏的对他意图谋反的污蔑之下，才选择的铤而走险。
为了正式开启靖难之役，朱棣的第一步并不是召集军队，公布出师的名目，而是要解决围困在燕王府外的谢贵、张昺的军队。朱棣麾下的大将朱能建议朱棣将谢贵、张昺二人引入王府中诱杀，然后他们的军队失去首领自然不攻自破。
朱棣接受了部下的计策，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谢贵、张昺二人毫无防备的骗入府中。
此时，罹患疯病许久的燕王朱棣突然痊愈了，燕王府的官员都来庆贺，燕王又派人请谢贵、张昺二人一起进府庆祝，同时在府中埋伏武士。然而谢贵、张昺倒也没有那么简单，一口拒绝了朱棣的邀请。
谢、张率领军队已经包围了燕王府长达一个月之久，此时北平城内又效忠于南京的当地军政长官统帅的军队有北平的七个卫所军，近四万人，同时还有数量不少的屯田军。而燕王在名义上只有担任王府护卫的三卫兵马可以调动，也不过一万五千人。而且由于谢、张二人已经掌握了主动权，王府中其实只有燕王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统帅的八百人。显然如果没有意外的出现，谢、张只要坚持围困下去，最后燕王朱棣将不得不屈服，即使他起兵反叛，效忠朱允炆的军队也能以压倒性地兵力攻破燕王府。
因此，无论如何，占据优势的谢、张二人是不会放弃围困以身犯险，进入燕王府给朱棣提供机会的。如果是这样下去，中国近五百年的历史都得重新改写，但是之后形势的走向则有些匪夷所思。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燕王先伏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遣人召贵、暠，不来。复遣官属内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卫士甚众，及门，门者呵止之。贵、暠入……护卫军皆怒，前擒贵、暠。”(《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我节选的这段文字中省略的部分大致意思是朱棣将谢贵、张暠与卫士隔绝，骗入宫中，请二人吃瓜，边吃边骂皇帝建文帝迫害亲族，然后摔瓜为号，让府中卫士捉住谢贵、张暠。后来的进展则相对顺利，失去首领的北平军队一哄而散，勉强集结的部将们也被燕王的军队杀散，剩余的军队都被被朱棣控制，在北平站稳了脚跟的朱棣自此拉开了南北内战的序幕。
真正关键且充满风险的步骤是如何请谢、张二人入瓮。完成这一使命的是个王府内官，也就是说将朱棣起事成败系于一身的是个宦官。根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他是以朱棣已经主动捕缚了中央政府要捉拿的燕王府官员，请谢、张二人去验收移交为理由，诱使二人入府。从使命本身来看，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王府宦官与代表建文帝前往各地藩王府邸传达削藩诏书的同行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作为皇帝或者王爷的私人代表传达旨意，然而这名燕王府的宦官在行使本职之外，还有一层更深远的意义，因为他的使命其成功不决定于他的使命派遣者和当前的形势，而是决定于他自己的表现。
这是明朝官方记载的历史中，宦官第一次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因为自己的行为和履职情况会对政治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此时的宦官仍然只是政治活动中的当事人，而不是决定者，群体宦官的政治能量要等到永乐时期才会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全面爆发，而个体宦官的政治能量的第一高峰则出现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土木堡。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这名宦官都极其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考虑到燕王府和北平军政当局力量对比的悬殊，再考虑到朱棣已经进行过一次失败的诱进，而且朱棣广为人知的城府心机和谋反意图也让其自愿捕缚官属的行为显得不那么可信。但无论如何，这位无名宦官成功地让北平的军政长官们忽略了所有的疑点，甚至如幼稚孩童般愿意把随行的军人留在端礼门外，孤身和朱棣他们安坐在内堂吃瓜。
可惜这段传奇的详细经历如同很多宦官的生平言行一样都没有被记载下来，而当事人中的另一方谢贵、张暠又被朱棣很快处决，我们已经无法了解这一影响深远的游说其中的详情。
但是这并不是宦官群体在明朝靖难之役中的昙花一现，实际上在朱棣起兵之后，他发现了自己有一个足以导致整个夺取帝位事业覆灭的缺陷，而这个缺陷也是让后来宁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乱，甚至是汉王朱高煦叛乱最终走向失败的关键因素。这就是军政人才的缺乏。
由于北平的军政当局都效忠建文帝，此时的朱棣仅仅是以燕王一府之力对抗整个国家。而当时燕王府内也不是铁板一块，燕王府中文武官员的领袖，长史葛诚和护卫指挥卢振都不支持叛乱，并因为担任北平官军内应为朱棣所杀死。此外还有王府伴读余逢辰等也因为劝谏朱棣不要起兵而被杀害。
此时朱棣府中可以堪为使用的只有僧人道衍(姚广孝)，和道衍推荐的袁珙，金忠等人，袁珙是相士，金忠是卜者。《明史·列传第三十三》指出了朱棣的困境，“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当然，奇谋良策决胜千里的奇才有一人足矣，道衍一人就胜过建文帝的满朝文武。但是朱棣更大的困境则是缺乏领军作战的高级将领。
建文帝一方可谓将星云集人才济济，最早领军平燕的统帅是长兴侯耿炳文，耿是随朱元璋起兵建国的元功宿将，其麾下平安、何福、顾成都是朱元璋时期的宿将，履立边功，都督甯忠，都指挥使盛庸，潘忠等将领也是长期统军的重将。开国元勋安陆侯吴复之子吴杰、江阴侯吴良之子吴高，后来接替耿炳文的李景隆虽然被证明是才不堪用的庸才，但是在当时也头顶开国第三功臣岐阳王李文忠之子的光环。
反观朱棣一方，在后来议靖难之功所封的爵位者中，朱棣起兵之初就跟随的将领，绝大部分来自燕王府的燕山中、左、右三护卫。
朱棣麾下第一将张玉，曾任北元枢密院知院，虽然归顺明朝之后也履立战功，但因为降明太晚，而且是孤身来降没有献上部属财物，所以朱棣起兵时只是燕山左护卫佥事。
张玉在东昌之战阵亡后，顶替他第一将之位的是朱能，是世袭的燕山护卫副千户，比张玉的官职还要低两级。而朱棣所评的奉天靖难第一功臣邱福，起兵时则是燕山中护卫千户。
而朱棣起兵初期的主要将领中，孟善是燕山中护卫千户，徐祥、谭渊是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王聪、蒙古人火真、陈珪都是燕山中护卫百户，王真、张武是燕山右护卫百户，李濬燕山左护卫副千户，陈贤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张兴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陈志，燕山中护卫指挥佥事，王友，燕山护卫百户。薛斌(蒙古人)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此外还有王府舍人薛贵(蒙古人)、王府纪善李贤(鞑靼人)等。
为朱棣最为倚重的唐云，可能是朱棣所拥有的唯一的高级将领，他曾是燕山中护卫指挥。
明朝当时的兵制是卫所制，卫是最基本的能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每卫五千六百人，卫的最高将领是指挥使，次级军官有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每千人设千户为军官，百人设百户。而在卫之上还有都司级的军事机构，都司可以指挥特定地域或者承担特定任务的多个卫。
可以这样说，朱棣手下的将领绝大多数在起兵时还都是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如果将总数一万五千人的燕山三卫比作现代军制中人数相近，且能承担的作战职能也比较类似的师级单位的话，朱棣所依赖和擢升的高级将领都是些团长、营长，唯一的唐云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副师长。而朱允炆一方的都指挥使则都是军级的将领，并且绝大多数都有实际作战的经验，再考虑到朱棣军中许多人还是世袭和蒙古归顺的将领，所以我们并不奇怪朱棣在整个靖难之役几乎亲自组织和参与了每一场战役。
将领的缺乏让朱棣几乎是放手一搏地大胆启用出身不限的将领，不论是出身行伍之间或者建文降将都得到启用，甚至孙岩这样已经致仕的退役老将都被请出再战，在这种背景之下，朱棣任用宦官领军也是自然而然的举动。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是崛起在靖难之役中，但是真正的靖难第一宦官将军，当属狗儿。
狗儿是番名，朱棣军中有大量的蒙古人为其效力，由于蒙古人姓名习惯和汉人不同，对于汉人来说难以记忆和区分，所以很多蒙古人投奔明朝之后都会改用汉名。如北元平章把都帖木儿在永乐三年率部属投奔明朝后，被皇帝赐姓名吴允诚，“永乐三年，与其党伦都儿灰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马驮万六千，因宋晟来归。帝以蒙古人多同名，当赐姓别之。尚书刘俊请如洪武故事，编为勘合。允诚得赐姓名，授右军都督佥事。伦都儿灰亦赐姓名柴秉诚，授后军都督佥事。”(《明史·列传第四十四》)
朱棣起兵时许多蒙古将领的汉名都是当初归顺时由朱元璋赐予的，如北元工部尚书丑驴，归降后被赐姓名李贤。其中绝大多数是赐姓。薛斌，本名脱欢，因其父被朱元璋赐姓薛，滕定，其父瓒住归降后被朱元璋赐姓滕。也有被赐名的蒙古人，如薛斌之子寿童，被仁宗皇帝赐名绶。还有蒙古人为了融入汉人社会而自行更名的，如元辽阳行省右丞之子买驴，更名为吴成，阿鲁哥失里更名为金顺。但绝大多数被赐姓名或者更名的蒙古人，以及其他异族人都是部族领袖或者在明朝立下大功者，即使是他们也仍然会保留自己的蒙古名，这些蒙古姓名也会出现在历史记录中，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