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史上曾国藩的为官原则：只办大事专找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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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中人，大多不解个中奥妙，大权在握时，鼻孔向上，颐指气使，将他人的逢迎巴结，当做效忠亲近，待到风雨袭来，方觉四边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有些大员，将属下谋士幕僚视为私产，得心应手之余，不忍外放，却不知不仅埋没人才，更是自断手足。民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党同伐异固不可取，但“君子不党”却亦足令“君子”势单力孤，甚或顶戴难保，想做“君子”而不得。找替手、培养接班人，实在是官场修习之第一要务，亦是衡量官员才干高下之第一标杆。

　　如今鸿章年逾古稀，回首来路，方觉曾师“找替手”之论意味无穷。世人论及鸿章，多以为勋名功业或在曾师之上，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但鸿章自忖，仅办大事选替手一节，鸿章即与曾师有天壤之别。曾师之“大事”，有鸿章为“替手”，鸿章之“大事”，又以何人为“替手”?曾师比鸿章年长一轮，同属羊。民俗皆曰属羊命苦，虽是野叟村言，倒也几分贴切。曾师与鸿章虽然功勋彪炳，位极人臣，却极为辛苦，竟俱是劳碌命。比鸿章再年轻一轮的圣母皇太后(慈禧)，亦是属羊，操持费心，劳碌终年。或许，此可谓“生于忧患”。曾师与家父(李文安)同中进士，鸿章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得以“年家子”受业曾师门下。其时鸿章入京投父不足一年，入京之初雄心勃勃，曾作诗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孰料科场失意，名落孙山。蒙曾师不弃，耳提面命，日夕相处，如父、如兄、如友，传道授业解惑，得益匪浅。恩师时年三十三，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之壮年，鸿章则为二十一岁，韶华青春。三年后，鸿章金榜题名，入翰林院。时曾师病卧报国寺，此乃前明大儒顾炎武之故居。曾师遂以亭林(顾炎武号亭林)自喻，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另加“经济”(经世济用)，作为治学之标准。鸿章与曾师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并编校《经史百家杂钞》，蒙曾师谬奖，与同年进士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共称“丁未四君子”。自此至曾师谢世，三十余载，鸿章与曾师纵不朝夕相处，也是羽书不断。鸿章一生之事业，实奠基于曾师之助，扶上马，送一程，这一送竟是一生一世。鸿章自入仕途，晨钟暮鼓，按部就班，只觉得宦海之中浪打浪，起伏漂流，无处是岸。若如此熬资历，拼耐性，穷困于京城之内，骈死于槽枥之间，不只愧对造我育我之上苍，亦愧对多年苦读之圣贤书。

　　未几，洪杨(太平天国)乱起，星星之火，居然燎原，半壁河山，竟已易帜。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际，鸿章久已不甘蛰伏，此时如蒙春雷惊蛰，主动请缨，终得以随同乡党、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乡筹办团练。曾师丁忧在藉，亦奉旨练兵抗敌。我师生投笔从戎，舍“笔杆子”而改握“枪杆子”，这“杆子”显见比那“杆子”粗壮有力，一生功业，俱奠基于此。从戎之初，战事不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鸿章追随吕贤基，贤基兵败自溺而死。曾师乃荐鸿章于江忠源(安徽巡抚、湘军大将)门下，孰料忠源亦兵败自溺而死。鸿章改投福济(新任安徽巡抚)麾下，却受排挤，竟致兵权被夺，只得奉母避居，远赴南昌，投靠瀚章兄长。瀚章此时，在湘军任“总理”粮台报销。鸿章虽有心投奔曾师，但曾师以为鸿章志大才高，终非池中之物，此间局面狭窄，勉强为之，反而彼此两误。曾师帐下一众旧友，如陈鼐等，亦竭力为鸿章周旋，曾师游移再三，方破例准鸿章入幕府。

　　自入曾师幕府，由师生而主宾，鸿章耳濡目染，竟是焕然一新，但觉从前所辅佐诸帅，茫无指归，此处则如同指南针。曾师亦对鸿章青睐有加，赞曰“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曾师有意栽培鸿章，由幕僚而外放领兵，先是统带淮扬水师，安庆克复之后，鸿章奉师命筹练淮军，获曾师倾囊而授统兵之道、驭将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