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两江总督被刺案疑云：到底谁是幕后主使？

墨客历史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江宁这座太平天国的前都城"光复"不久，百业未定。这年8月底，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决定举行军队操演。谁知，该月23日，江宁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军队环绕之中为歹徒刺杀，一时间朝野震惊，举国倾注。同治帝喻之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这件被称为"刺马案"的大事件轰动多时，流传版本众多。

　　江宁官方向朝廷奏报的版本是这样的：总督阅视操演原定是8月21日。但是这天突降大雨，总督只好推迟操演。演武厅，亲自阅射。依惯例，总督阅射允许百姓参观。这是江宁的一大盛典。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一行来到总督署后院门外时，有马新贻的同乡，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跪道求助。巡捕将其推走查问。马新贻继续前行，不几步，有人拦道喊冤。正当旁人想依例推开时，谁知那人在队伍停后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直扑马新贻刺去。马新贻右肋中刀，跌下马呻吟。事后查明匕首刺进右肋，深至数寸。

　　跟随差弁一拥而上。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从容就缚。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中军副将喻吉三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连忙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遇刺后，马新贻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在地上萎缩着身子。差弁、家人忙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等魁玉等闻讯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了。马新贻自知命将亡，挣扎着口授遗疏，令嗣子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失去语言能力，拖到第二天下午2时许死亡。

　　江宁事务之后由魁玉主持。将军魁玉、藩司梅启照、臬司贾益谦等会合地方大小官员先后轮流审讯刺客。刺客坦然供认姓名张汶详，河南人，只求速死，即使严刑也不吐露行刺缘由。

　　坊间的传闻叙述线索大致与之相同，但增加了一些细节。有人听到刺客在刺杀成功后高喊："刺客是我张汶详!"又有人说张汶详当时口中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有仰天狂笑等豪壮之举。更有消息灵通者说马新贻临死前曾对身前最宠爱的某妾说："我误卿先，卿今误我也。"

　　马新贻作为封疆大吏，列入国史。他是怎么被人离奇刺杀，又怎么掀起了轩然大波呢?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先后担任安徽建平知县，代理合肥知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马新贻先后参加了庐州巢湖战役、舒城战役，先后升任庐州知府，代理安徽按察使。在庐州战役中，马新贻因所部溃败印信丢失，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九年、十年，马新贻母亲、父亲先后逝世，马按律应丁忧，被挽留，两年后任候补道员。因庐州战役、蒙城防卫战的功劳，先后出任按察使、代布政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勤政爱民，在任上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减浮酒，除陋习;奖廉能，惩贪墨;体恤寒儒，兴办实学，刊刻书籍等等。

　　同治帝接到江宁的600里加急信后，大为骇异。马新贻是第一位在任上被刺杀的两江总督。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懵了。在半个月后的9月9日，朝廷才做出正式反应：第一，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由江宁将军魁玉暂时兼职代理;第二，命令代理总督魁玉督促两江相关官员抓紧严讯，按法惩办案犯;第三，因为南方不靖，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朝廷尤其关注张犯行刺的缘由，严令江宁方面严刑熬审。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连连回奏"张犯刁狡异常"，"自知罪大恶极，所供各情一味支离"，张汶详只求速死。在魁玉主持刺马案审讯的阶段，最大的进展是对张汶详身世的调查。张汶详是太平天国分子，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的舅嫂罗王氏等都被擒拿到案。

　　一个多月时间里，案子进展很慢。朝廷对魁玉始终没有触及杀人动机的奏折非常不满。据参加会审张汶详的官吏陈镜题透露，张汶详供认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时曾被太平军俘获。马新贻便衣混在乱军中，与一个叫时金彪的人一起释放。当时在座的审问官员大惊失色，书吏们都不敢下笔。审案官员删除了当日的记录，并函文山西巡抚，将在山西的时金彪抓获，解向江南。

　　就在时金彪在押解过程中，朝廷下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审理刺马案。身在河南的张之万于1870年9月25日收到吏部咨文，5天后即起身。10月7日，张之万抵达江宁。张之万到江宁后，时金彪也从山西解到了。魁玉陪着张之万提讯了时金彪两次。每次都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参与审讯。但是这两次审讯都没有留下任何录供。张之万是老谋深算之人。作为空降的钦差，他清楚一个官场旋涡正在形成。马新贻简历中最大的波折是"庐州战役"。马部惨败，但因为巡抚、钦差等一再保荐，马新贻依然官运亨通。江宁收复后，湘军出了大力气。当时两江一带，遍布湘军部队;南方各省，几乎为湘军所控制。然而朝廷平地一声雷，突然发表文官出身、功劳资历都不显著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场还有传闻，说马新贻之前任闽浙总督，进京陛见请训期间，曾经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密谈。宫中盛传，马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惊恐万状。刺马案审讯至今，张之万不得不思考如何评价马新贻的问题了。马新贻背后的官场关系网、朝廷与马的关系、两江地区复杂的军政形势，都预示着刺马案的深不可测。

　　之后有人催促加快审讯进度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从10月初到12月初的两个月时间里，张之万只是和魁玉联衔上奏，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要求追究防护失职之责。朝廷在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魁二人。时已入冬，三个月前就出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是没有到江宁来。

　　张之万、魁玉二人熬不过，在12月12日抛出了《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1870年8月22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折既无确凿证据，又无供词，最后用"尚属可信"四字结案，敷衍之意明显。朝廷批示"不足以成信"，并宣布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撤换张之万。张之万大败而归。

　　湘军领袖曾国藩在干什么呢?8月21日，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案发，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调他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感到愕然，急召丁日昌、幕府多人密商。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曾国藩密切关注江宁的一举一动。丁日昌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理的消息。回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有种难以言语的感觉。曾国藩刚处理了天津教案，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回任两江，利在可以使自己脱身天津泥潭。但当初曾国藩正是因为势力遍布南方各省，功劳卓著，人才济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所以不得不离开南方老巢，来紧挨着北京的天津任职的。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首席功臣之后，"功高镇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朝廷在收复江宁后即裁撤湘军，空降马担任两江总督。马死后，朝廷让保持低姿态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实质上是出于两江地区军政复杂，需要曾国藩这个实力派首领去控制乱局的考虑。这并不是信任，而是利用。

　　曾国藩并不起程，反在9月2日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向朝廷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并说自己健康恶化，视力衰退，要求连自己兼任的大学士也一起辞去。

　　朝廷三天后答复："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10月2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就任命一事专门召见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却在北京养起病来了。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1月1日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起程去江南啊?曾国藩说，快了快了。慈禧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忙向慈禧点头称是。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同治八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打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不久上谕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唯一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

　　1871年1月7日(同治十年)，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2月18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59 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末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也不傻，马上明白这个案子是不能深究的。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3月19日，郑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这件事情实在拖得太久了，朝廷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祭奠马新贻，又厚厚抚恤马新贻。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