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和汤若望：汤若望差点让福临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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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德国人，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从总的趋势看，20一30年代，汤若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时期，80年代发表的一有关汤若望的论述具有启迪思维的作用，是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和全面的研究。

　　顺治在明清两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稣会士、笃信佛教的皇帝。大体说来，顺治亲政后，前7年间汤若望耶稣会士势力影响较大些，后4年间佛教和尚势力影响较大些。

　　顺治帝尊崇耶稣会士，是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耶稣会士，德国人，明崇祯年间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现在的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藏经、像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意外地得到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顺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不仅给皇太后治好了病，还给顺治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好了病。孝庄皇太后非常感谢他，请他参加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皇太后还将汤若望赠给她的十字圣牌挂在胸前。此后，顺治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间，顺治曾24次亲访汤若望的馆舍，长时间晤谈。汤若望也没有辜负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呈递了300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帝采纳。顺治很喜欢汤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风，语言慈祥的奏疏。他对朝廷大臣说，汤若望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不像有的大臣讨好国君是为了得到功名利禄。

　　顺治同汤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关系。顺治允许汤若望随时进入内廷，他也常到宣武门内汤若望的住所研讨学问，参观书房，游览花园，共进便餐。顺治19岁的生日，是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的。他们欢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顺治因为宠信汤若望，给他封了许多职爵：先加太仆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顺治十一年(1654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又加封通政使，晋光禄大夫，升正一品。

　　汤若望想使顺治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没有受洗。顺治帝病危时，议立嗣君。顺治因皇子年龄太小(长子牛钮已殇、次子福全9岁、三子玄烨8岁)，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先生评价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但在顺治帝死后，汤若望被杨光先诬告而下狱。康熙帝亲政后，给汤若望平反。因原封号“通玄教师”的“玄”字为康熙帝名讳，而改封为“通微教师”。汤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