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司马光究竟为何隐居去编修《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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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全书分为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16朝1362年的历史。
那么，半世为官的司马光，官声如何?他为何求居闲职，耗尽后半生的心血编修《资治通鉴》?修史，是否为了借助历史打击主张变法的王安石?这部书又为何会得到宋英宗和宋神宗两位皇帝的鼎力支持?
司马光，北宋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于北宋一个官宦人家，祖籍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称“涑水先生”。1086年，68岁的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称之为“司马温公”和“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是一个早慧之人，儿童时代的砸缸故事，被《宋史·司马光传》收录。据说在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和洛阳等地就流行着《小儿击瓮图》，以表彰其事。
宋仁宗宝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038年，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随后被派往华州任判官。不久，他的父亲调往杭州任官，于是司马光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以就近照顾双亲。宝元二年到庆历元年，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期满，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职，这份命令文书的起草人是时任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司马光当时只有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
从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从庆历四年下半年开始，改革派逐渐被打压。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朝廷政治中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他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司马光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仁宗时期的司马光尽管写了许多文章，但基本属于个人积累，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只有劝仁宗确立接班人一事。
宋仁宗老年无子， 1056年春，仁宗因病数月不能上朝，皇位继承问题再次紧迫地被提出来。不少朝中重臣先后上奏，建议定立皇储。司马光此时在并州任通判，连上三篇奏折，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到了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
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进士及第后的20多年里，司马光一边做官，一边读书著述，既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也没有卷入到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这就使得他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历练和学术积累。早慧而不过早地成名，对于司马光后来的学术成就、个人声望和政治作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马光本人很看重学术的长期积累和人生的历久沉淀，反对急功近利。他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并著《释迂》一文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担任谏官之后，司马光开始活跃于朝廷政治舞台。从1061年一直到1065年，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直谏敢言，针对当时许多现实问题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所以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他“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
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的胞弟，也就是传说中八仙之一的曹国舅的原型曹佾，担任宰相，司马光就公开上疏表示反对。英宗要给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马光却上疏坚决抵制，指斥其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在宰相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贬。
英宗被立为继承人后，王广渊开始与英宗亲近起来，英宗即位后想重用此人，打算任命他为直集贤院。司马光上疏论其奸邪，告诫皇帝不可亲近如此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汉代的卫绾因为不陪着太子饮酒，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后周时的张美因为私下将公款献给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广渊在陛下被立为太子后，百般巴结，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重用这种人，将何以激励人臣守节?
1065年九月，司马光上《言张方平札子》，针对朝廷用翰林学士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方平文章之外，更无他长，奸邪贪狠，众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谏官中并不奇怪，但司马光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谏官之一。尽管英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些言论使得司马光开始变得声名显赫。
宋英宗对司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赏识，没有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而疏远他。1065年，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的是，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从而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
还在仁宗时期，司马光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并做了大量准备。开始为英宗讲读经史后，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这部书引起了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48岁的司马光，因此走上了实现少年理想、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
1067年初，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宋神宗后来强行将官告塞进司马光的怀里，司马光这才被迫接受任命。
1067年10月，司马光为神宗讲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意思是，听司马光讲读历史，一天都不觉得疲倦。
在亲自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史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全书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神宗当有所补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 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1068年4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必定生事扰民。他和协助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辩论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为了给王安石变法扫清障碍，宋神宗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负责朝廷的军事工作，少问政事。但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呆下去了，于是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永兴军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知永兴军相当于西安市长。自贬到地方，司马光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书局能随身而走，方便自己继续编书。
第二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西京御史台这样一个闲职，退居洛阳，不问世事，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完全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权的差使。1084年，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他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那是司马光从48岁到63岁的15年，对于从事史书著述来说，或许是一个黄金年龄段，而对于他的从政之路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段黄金时期。
司马光将自己的后半生基本上奉献给了编撰《资治通鉴》的事业。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地在修书，而是密切关注着从熙宁新法到元丰改制的朝廷政治动向，以修书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宋神宗也始终关注着司马光修书的进展，没有弃之不顾。毕竟，北宋时期的史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没有间隔，司马光所依托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与王安石所依托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隐一显两个智囊机构。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旨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重视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无论是他们的师长辈如欧阳修，还是他们的学生辈如苏轼，都无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遑论千年之后的当今读者。陈寅恪所说的“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许是历来政治家和读书人的共同选择。司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锐意进取，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开诚布公、敢于担当的精神。
当司马光给王安石去信告诫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知人论世”的政治家。当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响亮地答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改革家。
公元1084年底，因为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意在复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1086年，司马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68岁的司马光在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因病去世。
司马光的晚年和身后，都陷入到激烈的党争之中。但是，《资治通鉴》一书却一直受到重视。因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将个人的愤激之论与历史的资治价值区分开来，将传统史学的鉴戒功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编修期间相对远离政治，也使得此书的史实选择与历史情怀能够超越于其时的政治斗争，真正做到“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
无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说，还是从当今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后，此书就不断受到推崇，即是由于此书可以“资治”，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曾国藩《致某书》说得更加直接：“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资治通鉴》在当今依然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除了据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盛衰、民生利害，还可以在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养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