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上宦官们最怕何人？答案竟是当朝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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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乱政，秦有赵高，东汉、中晚唐以及大明王朝，“阉宦横肆之弊”，可谓罄竹难书。唯独宋代，宦官们始终牛不起来，怕宰相怕得要命，甚至于连皇帝老儿也无力罩他们。即便是在宦官势力最嚣张的徽宗时期，童贯、梁师成等太监也曾受制于同样是奸臣的王黼、蔡京等宰相之手，当真是少见的历史奇迹。

　　举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洞悉其中的原因了。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英宗即位之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宰相韩琦召他到政事堂，训斥道：“汝罪当死!”将他贬为团练副使，蕲洲(治今湖北蕲春)安置。作为皇帝身边人，被宰相当龟孙子一样的吓唬，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简直窝囊透了。仁宗时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宦官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仁宗皇帝是个烂好人，经常想给身边的宦官谋个出身，可宰相们就是不给面子，让宦官们顿感“跟错人了”。赵炎评曰：“老大”不是万能的。

　　至和元年(1054)正月，宦官王守忠依恃着他是仁宗的“东宫旧恩”，在病危之际，“求为节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仁宗劝解：“朕盖尝许守忠矣。”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御史中丞“亦奏疏力争谏”，仁宗无奈，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宦官朱颖士更憋屈，犯了错，被贬了官(以内降监)，纪检干部(御史台)还是不依不饶，向宰相告状说“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属渎职行为。在宋代，枢密院的头头是副宰相兼国防部长。你看，连副宰相也被他给连累得罪了，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毫不客气，将朱颖士撵得远远的，去外地任了个闲差。

　　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时期，童贯握兵权，梁师成“典机密”，都是比较特殊的例外，形成原因跟宰相蔡京、王黼等人的纵容有关。还应当指出，当时不是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所谓六贼，恰好是外官三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内官三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即便如此，宦官们依然活得不潇洒。如《宋史》载，大观年间，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蔡京竭力反对：“使相岂应授宦官?”他“不奉诏”，皇帝老大也拿他没办法。宣和年间，童贯带兵血腥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得意忘形，王黼向宋徽宗奏本：“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入奸言，归过陛下。”宋徽宗因此大怒。赵炎评曰：坏蛋之间的互咬，是好事!

　　看完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宦官怕宰相的三个原因。一是制度(祖宗家法)给宦官画了个圈，出了这个圈子，宰相就可以管你，宋代宰相号称“事无不统”，权力大得很，皇帝也罩不住。比如，《官制旧典》规定：“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什么是宦官的本职?把皇帝及后宫女人服侍好了，这就是本职。做不好本职工作，“宰相得斥之”。

　　二是宦官的任命权在枢密院，据《宋史·职官志二》记载，“除授内侍省官”是枢密院的职责之一。按照宋代一相多参或二相多参的集体负责制，枢密院头头只是宰相的参谋副手，决策权还在宰相手里。归根结底，宦官若想飞黄腾达，没有宰相的帮忙，绝无可能。比如童贯之流，如果不是蔡京等宰相想利用他们而加以纵容，焉能兴风作浪?就别说宰相了，台谏官员对于宦官的任命，同样也有发言权。

　　三是惩治宦官的权力也在宰相手里，前文中提到的宰相韩琦训斥贬谪宦官任守忠，就是一个例子。另外，秦桧是个大奸臣吧，但在威慑宦官方面，他也是有一套的，有记载说：“时内臣见桧，莫不股战”。可见宦官怕秦桧怕到何等地步!南宋朱熹曾赞叹说：宰执对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宜乎!”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家里若有了耗子，不但要在制度上严防死守，比如堵塞耗子洞、添置捕鼠设备、下耗子药等等，养一只或多只老猫，也很有必要，一物降一物。法制与人治相辅相成，威慑之下还有重拳出击，耗子一般的牛不起来，即便牛起来的耗子，噩运也很快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