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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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在位初、中期，清王朝走向了鼎盛，号称是“乾隆盛世”。客观地说，乾隆帝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较为突出的，他所开创的盛世也是封建时代的“极盛”。但到了乾隆晚年，随着人口急增、土地兼并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官僚腐败现象的加剧，盛世的光芒逐渐褪去，而白莲教起义的爆发便是由盛而衰的象征事件。
白莲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爆发和失败又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清廷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一系列问题，是很多人都较为关注的。我们将时间退回到2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去解读这个历史的重大事件。
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均被似为异端，而被历代统治者加以取缔。及至清初，顺治十三年(1656)十一月初七日，顺治帝谕礼部：
“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化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色名，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乾隆三十九年(1774)，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起事，清廷平定后，对秘密宗教进行了更为严厉的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河南巡抚徐绩破获混元教(白莲教一支)，处死十四人，发边充军者三十一人。在被发配的教徒中，有一个名叫刘松的人，他在发配地甘肃与前来探望的徒弟刘之协“商复旧教”，将混元教改为三阳教，并将众多教徒送往刘松处秘密安顿。
乾隆五十九年(1794)，刘松在发配地传教案发，刘之协及其所传徒弟宋之清、齐林等均在被通缉之列。刘之协因一起窃案牵连，前往河南抚沟，得到被通缉的消息后，立即潜逃。为了抓获刘之协，地方官株连无辜，导致民怨沸腾。面对清廷的暴行，白莲教首领决定发动起义。
湖北荆州一带为准备起义，制造刀枪，囤积粮食，缝制衣帽，后被当地官府察觉，只得在首领张正谟的率领下于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据守灌脑湾，以三百多支猎枪、六门土炮、和刀矛弓箭同前来搜捕的清军对抗。参加这次起义的群众多达二万余人，当地富户聂杰因不堪胥吏敲诈，也与张正谟共同举事。
张正谟、聂杰起事之后，湖北各地纷纷响应，“荆门则有熊道成、陈德本破当阳县，跨其城池;南则有杨子敖起来阳，谭贵起旗鼓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破竹山、保康;汉阳则有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宜昌则有林之华、覃起耀起长阳”。
是年九月，四川东乡、巴州及川东、川北各地亦相继举兵，“徐添德与弟添寿、王登廷、张泳、赵麻花起达州;王三槐、冷天禄、张子聪起东乡;罗其清、苟文明、鲜大川起巴州;通江则冉文俦、冉天元;太平则有龙绍周、唐大位、王国贤等”，这些举事队伍“大股数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数百人”。
同年十一月，陕西白莲教揭竿而起，“冯得仕踞安康之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岭;胡知和、廖明历、李九万起汝河、洞河”。于是，楚、川、陕三省白莲教并起。
王聪儿、姚之富转战三省
王聪儿，是齐林的第四妾，世称“齐二寡妇”，襄阳人。齐林系刘之协之土宋之清的弟子，后因教徒日多，另立西天大乘教。乾隆五十九年，刘松案发，宋之清、齐林均被逮杀。齐林之徒刘启荣，以及姚之富等人谋划为齐林复仇，于是便以齐林妾王氏为首领。
嘉庆二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等聚集万余人揭竿而起，三月攻襄阳不克便朝樊城而去。王聪儿、姚之富所部纪律严明，在所发的告示中明确要求部众“务需严加管束弟子，毋许一人滋事，违者立斩。”
嘉庆二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兵分三路，进入河南，袭南阳，攻嵩县，并数次击败清军。该部流动范围从一省扩至楚、豫、陕三省，在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合忽分，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之势。
同年五月，三路大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大败清军，击毙护军统领阿尔萨瑚，不久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尾随而至的清军。六月，王聪儿，姚之富率军强渡汉水后，兵分三路入川，穿越大巴山，抵达通江、达州，在东乡于四川义军会师。
嘉庆二年八月，王聪儿、姚之富所部由兴山北上，再攻襄阳。清廷连忙调集重兵赴援，此次攻取襄阳的计划再度失败，王聪儿、姚之富率军进入陕西，与从四川北上的李全、樊人杰部在兴安会师。
为了对付义军分股流动作战，清廷责成参加围剿的将领“各办各贼”，令宜绵对付四川的王三槐、徐天德部;令额勒登保对付覃加耀部;令惠龄、恒瑞、庆成对付李全、樊人杰部;令德楞泰、明亮等追缴王聪儿、姚之富，而且“劲兵健马，俱在德楞泰、明亮一路”。
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王聪儿、姚之富兵发四路出击。嘉庆三年(1798)初，王聪儿、姚之富进抵汉中东部，吸引清军，高均德一路强渡汉水后穿越秦岭，直逼西安，德楞泰、明亮不得不率兵驰援汉中，王聪儿、姚之富乘机从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渡汉水。该年三月，王聪儿等与高均德等会师。李全、王廷诏一路则从城固北上，出宝鸡、岐山。
王聪儿、姚之富所部被清廷视为“贼中首逆”，清军集中优势兵力追剿。该部入陕后一直被围追堵截，最终八九千人被困山上，王聪儿、姚之富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跳崖身死。但高均德，王廷诏、樊人杰等依旧率领部转战川、楚、陕。
嘉庆四年(1799)，高均德部在四川被歼灭;六年(1801)，王廷诏在川陕交界的鞍子沟兵败被杀。直至嘉庆七年(1802)，樊人杰在竹山被歼，这支起事的义军才被彻底消灭。
王三槐、冷天禄以及其他义军的兴衰
另外一支白莲教的主力王三槐、冷天禄部，被清廷视为“川匪最悍者”，彼等所居“川东数州县，皆界连汉南大小巴山，绵延千余里”。嘉庆三年初，王三槐、冷天禄等于清军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断清军粮道，致使清军缺饷两月，乡勇四散。紧接着又在梓潼庙、九龙山、铁索桥、金盆池一带接连大败清军。
清军在武力镇压的同时，又采取了招降的手段以瓦解义军的势力。王三槐因为经不住清廷招降的诱惑，于嘉庆三年八月，去清军大营谈判招抚事宜时，被逮捕解京处死。当这支义军仍在冷天禄的指挥下与清军对抗。该年十一月，清军包围安平坪，因寨中粮食将尽，冷天禄诈称请降，以麻痹清军，乘夜突围。后来，义军虽然元气大伤，但一直出现在巴山蜀水。
白莲教起义后，清廷号召地方官吏组织团练、乡勇配合清军作战，又在追剿义军的过程中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自嘉庆六年(1801)下半年，各处义军被局限在川、楚、陕交界处转战。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流动作战中，一支支义军相继陷入失败：
嘉庆六年初，王廷诏在川陕边界的鞍子沟被俘，解送京师;该年四月义军首领马学礼、高天得在大宁二郎坝被俘;同年八月，义军首领冉天士、王世虎在简池坝被杀;嘉庆七年(1802)六月，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山战败，杳无踪影;七月，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无法突围，跳崖身亡;嘉庆八年(1803)三月，冯天保战死;九年(1804)，苟文润所率领的额最后一支义军被击溃，苟文润、苟朝九等被俘遇害。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最终被清军镇压，但清廷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耗银二亿两，陕、湖、川三省动拨米345万石有奇，加上山西、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的调拨，耗费无算。但更重要的是，白莲教起义给了“乾隆盛世”的致命一击，撕开了大清王朝虚伪的盛世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