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怎么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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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
1971年，红山文化碧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红山， 即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英金河畔，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
蒙元时代，蒙古人称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
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名叫桑志华。他来到热河省林西县，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
1930年冬，从通辽来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的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热河北部蒙族地区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让日寇枉费了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1971年5月，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就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其后不久，在敖汉旗古鲁板蒿、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
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雷广臻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在国际论坛上发表后，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
雷广臻说，根据古文献记载，黄帝图腾主要有5种：一是熊。
《史记》说：“黄帝为有熊。”班固编著的《白虎通义》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二是龙。《史记》说“轩辕，黄龙体”。闻一多先生认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这种大蛇又被人们称作龙，被黄帝部落奉为图腾。红山文化蛇形龙玉器，从兴隆洼、查海遗址的玉玦，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三是龟。《国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在牛河梁遗址多次出土了神龟玉器和玉龟壳。四是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部分造型可能与云有关。五是鸟。《国语》记载，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玉鸟。
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这种种契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雷广臻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黄帝多图腾，哪个为社会所共同崇拜、从而成为共同的图腾呢?从文献上看，一是龙，二是凤。从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以蛇为原型的龙，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由此可以推断，龙和凤是黄帝部族的最高图腾，玉龙玉凤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