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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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户齐民，也称“编户”、“编户民”，意指政府按户登录人口；或称“齐民”，意指地位等齐、无贵贱之别。春秋中晚期以降所形成的编户齐民，构成了帝制中国社会之基本成员。
“封建时代”各国有其阶级秩序，普天之下又有一套阶级秩序。不仅各个诸侯国诸侯的地位不平等，各国卿、大夫之流的地位也不尽等，“国人”、“野人”等庶人也身份有差。封建统治的核心地区圈围着城墙，城内谓之“国”，其居民称“国人”；城外谓之“野”，居民称作“野人”。国与野交界的地带后划为“郊”，郊上之人也算作国人。国人、野人同为庶人，但身份有别。兵役权方面，国人可成为武士、徒卒，野人则只是搬运辎重的军夫；徭役、复役方面，野人服役年限要远远超出国人，国人免除税役的范围要较野人广泛；参政、礼仪方面，国人尚可参与政治决策、沾染礼的气息，野人则与之无关。 春秋战国以来国家形态的变革中国古代国家形态，至秦汉而有三变化。一变，从早期的部落联盟向方国联盟转化，时间约从氏族社会到商周时代。通常所说的商、周，实际是以商王国、周王国为主体的方国联盟。二变，从方国联盟向区域性集权国家转化，时间约在春秋战国时代，战国七雄是比较典型的例证。三变，从区域性集权国家向统一帝国转化，时间约从战国后期到秦汉王朝建立。，不仅紊乱了列国封建秩序，使国君公民与贵族领民之区别消失，也使国与野的界限消失，国人与野人之别逐渐泯灭，通国人民成为一家一姓统治下身份平等的齐民。从封建社会向郡县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亦即从贵族制向编户齐民制转化过程中，旧的贵族身份等级制基本被荡涤殆尽，新等级身份制二十等爵逐渐确立。

从表面上看， 商鞅变法时大体定型之二十等爵制，与“封建时代”的爵制有一定类似处：爵都是标志身份的象征。从实质上看，两者区别相当明显：封建爵制是以贵族身份为基础，二十等爵所面对的是平民百姓，以军功作为全民身份阶级准绳的根本精神无疑又是崭新的创制。一级公士不必有军功，是秦王的恩赐授予；二级上造至四级不更，完全依赖个人战功晋升；除非不更担任屯长，团体战功达到标准数（百人之卒获三十三首满数），才有可能加一爵为大夫。在秦二十等爵的系统下，绝大多数的有爵者多集中在第一级至第四级间，他们构成秦国社会的中坚基础；五级大夫以上可以说是秦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拥有爵位，就可获得各种待遇，如占有田宅、享用车服、免除徭役等。西汉初的二十等爵制与秦制差别不大，不同爵位有不等的政治、经济待遇；文景以来，二十等爵渐趋轻滥，东汉后趋于衰亡，以至百姓得爵不喜、夺爵不惧。

“民数”或户籍是编户齐民社会形成之标志，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社会运作的关键。“建安七子”中的徐，在《中论·民数》中，称民数是“为国之本”，“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简言之，民数是政府田租、赋税、徭役之源。秦汉以来之中国社会，民数或户口登记，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凡政府较有效掌握编户齐民时，人民负担比较均等，社会也较稳定；反之，则政权不伸，政府与豪强世家争夺人口，庇荫扩张，匿户风行，户籍制度破坏，齐民负担转重，不是国家积弱，就是社会混乱。

单个人的身份资料为“名籍”，可能很早就存在；合户多人的身份资料为“户籍”，其产生不会早于春秋中期。人必书名数，即著户籍；户必有主，户主即户名；作为户主，建名立户，在法律上称“为户”。户籍是以户长（户主）为首，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份资料，户长注明住处、爵位、姓名，以及家属、奴婢、畜产等，家属的课役类别也要标注。秦汉时，虽有某乡户籍或户口簿之汇总，但具体到一家之户籍似尚未见。故不得不以与之相近的全家符传，来认识当时户籍之基本情况。《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有张彭祖符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永光四年正月已酉橐佗吞胡隧长张彭祖符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年二

子大男辅年十九岁

子小男广宗年十二岁

子小女女足年九岁

辅妻南来年十五岁皆黑色

此符是张彭祖及其家属出入津关的凭证，家属身份资料、课役类别等关键信息，亦即后世户籍的最核心内容，均标注其上。通常，汉代课役类别和年龄之对应关系是：男女一至二岁为“小”，三至六岁为“未使”，七至十四岁为“使”，“未使”与“使”通称为“小”；男子十五至二十二岁为“大男”，二十三岁为“卒”，五十六岁再恢复“大男”，女子十五岁以上为“大女”，这个年龄段通称为“大”；至七十不论男女始得为“老”。“使”要出口钱，“大”要出算赋钱、服徭役，“卒”要服兵役，“老”、“小”口、赋钱、兵役均免。这基本奠定了晋唐之赋役结构。每年八月，在县级行政的主导下，由县吏、乡部啬夫等人，于乡里共同编定簿籍，此即“八月案比”（《东观汉纪·安帝纪》）。案比时，主要是处理户籍变动问题，如将迁徙者户籍移其徙所，又如将死者从户籍上除名。审定课役类别，也应是重要内容。新见简牍中的免老籍、新傅籍等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第29~32页。，就是关于课役类别的专门记载。汉代簿籍种类多样，除户籍外，还有田籍、田租籍等。这些不同种类簿籍的编定，恐亦是在“案比”基础上完成。各种不同的簿籍编定后，副本上呈县廷，正本留存于乡，成为官府赋、役征发之凭证。

“为户”之重要性首在于田宅。睡虎地秦简载《魏户律》一条，“赘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宅。”《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4页。意思是说，凡入赘之人，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一般认为，秦及西汉初，凡正式立户者，国家皆授予田宅；授予田宅之多少，取决于爵位高低。秦授田宅的具体情况，今已不可知；西汉初的情况，法律有明文规定。张家山汉简《户律》中，不仅规定有爵位之人应该接受的田宅数目，刑徒在内的无爵位者亦在授田范围之列，由此可知当时的授田宅是涵盖社会各色人等。各色人等之田宅数不能多于应授之数额。从“法以有功劳行田宅”（《汉书·高帝纪》）来看，汉初确实存在着国家授予田宅制度，虽然具体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未从军之小吏得田宅数多，有功者反得不到应授之田宅。 刘邦为此多次下诏，强调官府应先授予有军功者田宅，“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汉书·高帝纪》）田宅入户后，再分配问题自然涌现，除正常继承析分田产外，土地买卖也是一重要途径。

各色人等既受官府田宅，则有租、赋、役之职事。

租即田租，是土地使用者或所有者，依据一定的税率，据田亩数及收获，向国家缴纳的以禾粟、、等实物为主的土地税。田租主要征收的是禾谷等粮食，汉代可能也征收过钱、布帛。就战国时代而言，各国田租率一般是10％，亦即所谓的“什一之税”。 秦朝田租率已不可知，似较汉初为重。西汉初，经济凋敝，减轻田租，采取十五税一制；文帝时，进一步减轻田租，多次将一些年份的田租减半，甚至将文帝十三年（前167）田租全部免去；景帝二年（前155），“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汉书·食货志》）。自此，三十税一制施行至东汉末，但其间也有几次小的波动。

刍是饲草，为禾秆，是田租中的又一类别。秦《田律》规定，根据实际的受田数，不论土地垦种与否，每顷（百亩之田）需缴三石、三石；汉律规定与秦大体同，“入顷、，顷入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皆二石。”东汉时，仍有刍、之征，遇自然灾害或皇帝巡行时，多有减免之举。譬如，永元四年（92），和帝下诏，天下秋粮受旱、蝗灾害者，受损十分之四以上的免收田租、刍、；不足十分之四者，据实际情形加以减免。

赋原为军事开支，亦即“赋以足兵”（《汉书·刑法志》）。秦汉时代的赋，有户赋、口赋之别。户赋是以户为征收单位。口赋是计口而征，习惯上称人头税。秦户赋、口赋之征收情况，文献记载不多；从“箕敛”来看，秦之口赋系缴纳谷物，如《汉书·张耳陈馀传》服虔所注，“吏到其家，人（以）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

汉代法律规定，“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官六种·汉旧仪》）。此处赋钱（算赋）即为口赋，征收单位是“算”，一算120钱。《汉书·惠帝纪》注引东汉末应劭语，“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120钱似是汉代法律规定，这个制度基本沿用至东汉末年，商人、奴婢的算钱要高于一般平民。《汉官六种·汉旧仪》又言，“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口钱即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口钱的始征年龄，不同时期亦有别：武帝时为三岁，元帝时改为七岁，东汉末甚至降到一岁。东汉时，成年人的人头税多被径称为“”，其与未成年人之口钱合称为“口”。汉代的赋通常征收钱，有时会有所变通，征收谷物；少数民族地区或征布帛。东汉时，赋的征收有向布帛转化的趋势；汉魏之际，赋之征收已固定为绢、绵等实物。

役是劳役，主要是徭与戍，即力役与兵役。秦汉时代，男子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去官府登记，是为“傅籍”，开始为国家服役。秦早期是依据身高而非年龄傅籍。 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史记·秦始皇本纪》），年龄在傅籍中的重要性提高。汉初傅籍年龄依爵位高低而略有不同，有20岁、22岁与24岁三级；到一定年龄后，或是减半服役，或是完全免役。当时的力役或徭役，有地方、朝廷征发之别。地方政府兴发的力役，包括在当地修路、治河、筑城等土木工程；国家兴发的力役，除修路、治河等工程外，还有修建陵寝、宫室及转输漕运等项。起役年龄似为15岁。地方性力役相对轻些，国家性质的则较沉重。修建始皇陵时，“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持续数十年；武帝时，修建漕渠曾征发数万人，历三年完工。这些大型土木工程，由役夫轮番服役修建。为朝廷服役的役夫需由地方委派小吏遣送，刘邦为亭长时“以吏繇咸阳”（《史记·萧相国世家》）即指此事。每年要服一个月的力役，故有“月为更卒”（《汉书·食货志》）之说。与此关联者，是直更、践更、居更。直更即当更，是按役册编次，当轮到服月更之役之谓；践更亦即居更，是亲自服月更之役。月更之役也可雇人代服，雇钱依据当时市场价而定。月更之役可一次服完，亦可累积足月为止。惠帝时，两次征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14万余人，修长安城30日而罢。此即服满30天之力役。女子有时也服徭役，惠帝时修长安城即如此；通常情况下，女子是不服役的。

兵役是当时编户民之又一力役。秦时具体情况不可知，戍役沉重则毋庸置疑。秦末年，丞相冯去疾等大臣指出，“戍漕转作”（《史记·秦始皇本纪》）是百姓所苦，列戍役于诸役之首；陈胜起兵时亦言，“戍死者固十六七”（《史记·陈涉世家》）。西汉兵役分两种，一是充当地方常备兵，一是在边地或京师屯戍。男子傅籍为正后，当卫士（或戍卒）和材官（或骑士、楼船）各一年，其余时间为本地预备兵，一定年龄后方免役为民。当时，在全国各地挑选强壮勇武者，组成各有定额、兵种不同的部队：一般来说，中原、巴蜀之地出材官、轻车，即步兵及驾车作战之兵；上郡、北地、陇西等边郡和三辅出骑士，即骑兵；江南水乡出楼船，即水兵。一县兵役之征约由县尉主持。材官等士兵驻扎郡国，充当地方现役常备兵。平时，他们要进行习射、御车、战阵等训练；每年秋季，约八、九月时，参加在本地举行的“都试”，进行军事演习和考核。材官等各种兵服役一年后，役期结束，由现役常备兵退为预备兵：无事遣散，有事征发。充当地方常备兵训练后，傅籍男子又有屯戍之役。服役京师者（卫士），编入南军、北军，承担守卫京城、皇宫的任务，并给事于京师诸官府及长安地区之宗庙、陵寝，为期一年；服役边境者（戍卒），役期一年，有紧急情况时或延期六个月。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一定的代役金（过更），由政府发给戍边之人。东汉时，取消地方常备兵，削减京师的军队，有事临时征兵，并大量使用刑徒戍边，兵士的战斗力不强。

需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人民身份之“齐”，仅是就基本的政治社会结构而言。其实，春秋晚期启发的“编户齐民”新社会，一开始就潜含着“不齐”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编户民在法律、政治身份上等齐，但社会与经济力量却并不等齐。《商君书·错法》中说道，“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兼并者，弱之谓也。”《淮南子·齐俗训》曾比较穷人、富人的物质生活差别悬殊，“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均与仆虏，不足以论之。”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论说“物之理也”：凡编户之民，贫富相差十倍，富者轻蔑贫者；相去百倍者，贫者畏惧富者；相去千倍者，富者驱使贫者；相去万倍者，富者以贫者为奴仆。财富、权势及气力，都会使齐民“不齐”。

第二，编户齐民外，尚有刑徒及官、私奴婢等阶层存在。

秦及汉初的刑徒，主要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隶臣妾等，属不定期刑；文帝刑罚改革后，刑徒主要有髡钳城旦舂（五）、完城旦舂（四）、鬼薪白粲（三）、司寇（二）、罚作（刑期有一年、半年、三月之别）等，刑期固定。刑徒从事的劳役，包括建造帝陵、宫苑、官府，修建河渠水利、道路桥津、驿传置所。有的刑徒还被分配到盐铁、铸钱等官府手工业中，有的刑徒还被官吏役使，从事家内劳动，如耕作、炊厨等。各类刑徒因身份及劳役的不同，口粮数量也存在明显分等，同类劳役中女性的口粮要低于男徒。官府根据刑徒劳役类别而为之提供数量不等的冬、夏衣物。部分刑徒（主要是司寇、隐官）还有官府授予的田、宅。学者据《汉书·刑法志》所载估计，西汉末劳役刑徒人数有十万之多，如算上罚作刑的犯人，全国刑徒总数有二十余万，他们被监禁在全国二千余所监狱中，从事各种劳役；他们也被编籍造册，中央政府依据“徒隶簿”以及中央、地方需求，对之进行编制、役使，刑徒在国家劳役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从考古所见刑徒墓地及遗骨来看，死亡的刑徒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死者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

官奴婢主要源自受重罪株连的罪犯本人的家人、亲属及同伍邻里，也有部分来源于私人奴婢的捐献、充公及战俘。其特征在于，作为自由平民的身份被国家剥夺并被划为奴婢。在武帝及 王莽改制时，官奴婢的数量骤然激增：武帝时，由于告缗令的施行，商贾及中产之家以上大抵破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史记·平准书》）；王莽时，为了严禁盗铸钱而加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据说没入官府的奴婢“以十万数”（《汉书·王莽传》）。据《汉书·贡禹传》记载，西汉后期的官奴婢数量约十万余人。政府多次免官奴婢为庶人，如文帝曾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汉书·文帝纪》），光武帝多次放免官、私奴婢为庶人。就总的趋势来看，官奴婢的数量大概是在不断下降。官奴婢主要用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宫殿苑囿和诸官府的杂役，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比如，因告缗而被没入的官奴婢，有的被分配在皇家苑囿中饲养狗马禽兽，有的被分配在西边、北边的牧场饲养马匹。与刑徒不同，官奴婢可用来赏赐或买卖。譬如，宣帝赏赐霍光奴婢百七十人，西汉末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汉书·毋将隆传》）。

私奴婢的情况，要较官奴婢复杂。秦汉时，蓄奴之风较盛，拥有私奴婢的，有官僚贵族、富家商贾、平民百姓等。财势、权势是决定拥有私奴婢数量的关键因素。比如，秦相 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之多，东汉大将军梁冀有奴婢数千人。私奴婢或是用于生产或经营活动，或是用于家内劳作及役使。比如，达官贵人及富豪之家，多养晓习音乐、能歌善舞的伎人，著名者如 卫子夫、 赵飞燕等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私奴婢的数量很难估量，一般认为他们在农业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私奴婢是主家的私人财产，故如同田、宅、马、车等一样，也需要登记在户籍之上。奴婢和平民在定罪量刑上有不平等性，但在家长制家庭内部，他们同家长子女一样，实际上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父母如殴笞子女及奴婢，且在“保辜”期内致死者，法律规定父母可以赎死；子如贼伤父母，奴婢贼伤主人、主人的父母、妻子、儿女者，一律枭首于市。奴婢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被主人免奴为私属、婢为庶人；在主人无继承人的情况下，奴婢可被免为庶人，其中一人可代户并继承主人的田宅及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