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宋曼瑛：从支持到失望，张元济为何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北伐与商务印书馆

1926年4月，当张元济决定不管商务印书馆的行政事务时，中国正处于重大政治激变的边缘。中国已被十年军阀混战弄得四分五裂。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前不久，致力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他接受苏联的援助，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并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这支军队。孙中山最远大的理想是用这支军队去战胜各式各样的军阀，开创中国政治统一的局面。他的未竟之愿由蒋介石继续实践。蒋于1926年6月正式发动北伐战争。

北伐取得一连串神速的军事胜利。军阀的部队一战即溃，或者在逃窜时整批整批地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军事进攻得到有经验的宣传队的大力帮助。这些宣传队成员大多是共产党人。他们赶在军队的前面，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于许多城市内鼓动工潮，发动工人起义。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中，最为壮烈的一例发生在上海。1927年2月开始，总工会不断号召举行反对军阀的起义，而工人起义两次遭到镇压。1927年3月，上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起义。这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派周恩来（1898—1976）制定作战方针。上海总工会发动了有80万工人参加的起义。总工会总部就设立在东方图书馆大楼内商务印书馆工人俱乐部里。商务印书馆的王景云是当地工人领袖之一，他是1925年罢工运动中的老将。1927年3月21日，商务印书馆如往常一样敲起了午饭钟，但这次却长鸣不止。这是宣告上海全体工人放下工具开始总罢工并进行武装起义的信号。

大约80万名工人响应这个信号。以数百名武装纠察队员为先导，工人武装占领了16处目标，包括铁路和邮政局。胜利的工人纪律之好，引人注目。他们建立一个“民众政府”来维护上海公共秩序。这个“临时市政委员会”要求工人回厂工作，以便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者——国民党军队作好准备。尽管上海工人被说服，并避免军事行动中的不必要财产损失，但这次工会展现出庞大实力，使得帝国主义者和上海的商人、银行界和工业资本家感到十分担忧。使繁华区内的资本家怀疑和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强有力的工人进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几天以后，3月26日，蒋介石率军胜利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高兴地看到孙传芳的军队已完全被赶跑，但又暗暗地感到失望，因为工人武装队伍在与军阀的战斗中并没有重大伤亡。

这样，上海工人的巨大成功反而使他们受到了各种保守势力——租界当局、银行界、工业资本家和蒋介石一致的嫉妒和仇视。这些保守势力将上海看成了他们有特殊利益和潜在力量的大都会，没有一方会同意让权力长期留在胜利工人的手中。

随之于1927年4月间到来的是突然的“清党运动”或“白色恐怖”——用哪个名称在于你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突然转而反对共产党盟友。他得到上海黑社会势力的帮助，杀害了数千名工会成员，成功地破坏了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控制，使共产党在这个城市中无法公开立足——直到1949年前夕。这次清洗改变了这两党的性质和形象：共产党转移到中国偏远的农村，而国民党与中国社会中最保守的力量捆绑在一起。对蒋介石来说，有一件不幸的结果，那就是他从此对真正的群众运动抱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态的疑惧心理。这使他后来所建立的政府，不得不日益依赖于思想控制、秘密警察和赤裸裸的暴力，因为他惧怕和疏远群众。

商务印书馆以多种方式，深深地卷入了1927年这些事件之中。如前所述，商务工会主席王景云也是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人，在工人取得政权、国民党军队还未进入上海之前，他与其他代表一起组织了临时市政委员会，并负责上海的法律和秩序。东方图书馆内的工人俱乐部，原是军阀孙传芳部队的据点。在他们被逐出之后，就成了总工会总部。历史的事实是，商务总工会是上海黑社会和国民党合力争取的最后的工会据点，经过浴血巷战后，最终陷落。

在蒋介石掌权后不久，上海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商务的编辑和作者，写了一封表示愤怒和抗议的公开信，在该市主要报纸上发表。这封信写给国民党三位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此信谴责国民党倒退和叛变。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郑振铎、胡愈之和章锡琛。不清楚这“三元老”的反应如何，但蒋的反应是加紧制定审查制度以消除不同的政见，他的特务和秘密警察威胁着对国民党持批评意见的人。郑振铎领头在公开抗议信上签名，最后被迫离开上海去海外长期“游学”。

张元济开始与国民政府疏远

商务工人和作者在与反动势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有记录详尽、可以查找的资料，而商务主管部门的作用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有没有和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一起与蒋介石商谈，请求动用军队来对付工会，至今还是一个谜。上海资本家愿意出资一千万，以换取蒋介石对镇压共产党和恢复全市和平与秩序的允诺。商务有没有加入这些资本家企业的行列，也不清楚。有记录的是这样一件事：在“清党”开始不久，蒋要求上海商会签署一项继续提供三千万元贷款的协议，以支持其军队。商务印书馆被指定贷款20万元。面对国民党的要求，商务作何反应，尚不清楚。但众所周知的是，国民党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来对付敢于违抗的资本家，借口是他们是军阀的支持者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为了免使国民党直接和公开的介入，上海黑社会势力绑架不愿出资的资本家的子女和亲属，直到他们同意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捐赠”为止。研究国民党与中国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情况颇为有趣。Coble和Eastman 在他们的论著中一致认为，蒋介石绝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从不顾及他们的利益，对促进工商业几乎没有做什么事。相反，他把他们看作无尽的财源，是加紧榨取的对象。

张元济本人并不看重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很早就疏远国民党。国民党赤裸裸地动用军队和利用黑社会流氓反工会，使他感到震惊和恼怒。在张看来，蒋的北伐与其说是一场统一中国的革命，还不如说是像其他军阀一样扩张自己势力的争夺。蒋介石在1928年正式组成的南京政府，实际得到保守的社会集团支持，亦有黄埔军事力量作支撑。蒋介石政府的“统一”口号只是句空话。中国有许许多多军事头目，他们对南京表示效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可触及他们的老巢。张元济把蒋介石看作一个较为成功的新军阀，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称之为“时帅”。张元济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不断对各地军事头目或小派系发动战争，以致从他1928年建立南京政府起，到1937年日本对华全面入侵为止，中国没有一年和平的日子。

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张元济十分厌恶无休止的军事冲突。1929年在蒋介石和支持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之间即将爆发一场内战前夕，他很气愤地写了一封信给好友蔡元培，当时蔡元培身居国民党数项要职，又是监察院院长。信中说：

宁汉冲突，吾兄奔走调停，孤诣苦心，……战祸殆恐难免。……国势颓敝至此，民生困苦至此，而在位者犹欲从事战争，试问天良，何以对国，何以对民！

张元济指出这些领导人物显然丧尽天良，并请蔡元培公开声明谴责他们的活动，并劝蔡元培“即日辞职，庶无负监察二字之责”。当时蔡元培已看清了国民党所采取的使他失望的方针，因而已经多次试图辞去所有国民党的头衔。但由于他的威望过高，蒋还是要把他尊为国民党元老。蔡给张元济的复信既简要，又流露出伤感。他怕公开的破裂会造成不愉快的后果。但是他们两人对南京新政府的愤怒和失望是确切无误的。

对南京新政府失望的开明知识分子，并非只有张元济和蔡元培两人；胡适也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合法性表示怀疑，指出应尽快制定一部保证议会民主和公民权的新宪法。他在一些温和的刊物（如《新月》）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批评文章。政府发现这些文章后，反应激烈。1929年10月，教育部发出了一份官方的“训令”给当时担任新中国公学副校长的胡适，告知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校长，应该支持，而不能批评政府的政策，还进一步警告说他的题为《人权与约法》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二文，已涉及被禁止的政治领域。胡适受到正式告诫，“……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还警告他可能被调离原职。

这一件事，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胡适由于五四运动而声名大振。此外，他也以温和著称，不可能十分激进，更不会从事颠覆活动，如果国民党政府连胡适这样温和的批评都无法容忍，那么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张元济对事情的反应很直接。1929年10月7日，他写了一封短信给胡适，鼓励他不必理睬政府的无稽指责，并引用了若干年前一些美国学校禁止讲授达尔文主义这个例子。现在中国政府禁止讨论宪政，张元济深信后人将会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劝胡适不要因此而动摇。张元济的信是简练而低调的，然而它却是对国民政府失去政治同情心的有力证据。

本文经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授权，文摘自 [新西兰] 叶宋曼瑛著张人凤 / 邹振环译《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