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炎：再论浙大简的真伪

墨客历史

2008 年 3 月，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在本报撰文，谈到文物工作者和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学术伦理问题:面对盗掘而来的文物，要不要买?买，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了盗掘;不买，文物可能会散失，从而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坏。罗教授的文章指出了这一困境，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从实践来看，近年有些机构往往以某种变通的方式收藏盗掘的文物。由于这些文物非经科学发掘而得，割裂了出土地的信息，鉴定起来，难度很大，往往引起议论。

2008 年清华大学收藏战国简，即是一例。最近整理公布的浙江大学所藏战国简，也引起了同样的议论。浙江大学曹锦炎教授的这篇文章，再次谈到了罗新教授所关切的鉴定的方法问题与学术伦理问题。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旨在提倡学术争鸣，引起读者对此一困境的关注，非欲对浙大简的真伪有所断言，敬希亮察。

2012 年 5 月 28 日与 6 月 4 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分两次刊载了邢文先生对浙江大学所藏战国简的评论。在这约万字的长文中，邢先生以他尽知战国竹书的自信，称浙大简的形制与内容，因不合他本人所知，故其简为伪;继以对浙大简科学检测结果的轻视与曲解，称北大等机构的检测，无一可信，故其简为伪;终而称浙大简的书法，无一笔符合他所理解的战国书法美学、王羲之的书法美学、以及——或尤其是——宋元后的书法美学，故其简为伪。以如此虚骄、粗陋、毫无历史感的方式，下如此严重的判决，借邢先生本人的话讲，亦可谓“斯文扫地”。

针对邢先生的文章，我在 6 月 18 日做了回应。对其文中不及专业水平的错误——如以不知为知，轻视科学检测，或以魏晋后的书法衡量战国书法等，我原想他文章发表后，会自羞其陋。故我的回应，便集中于浙大简的文本内容;以为由其文义深合战国文看，浙大简或不伪。但 6 月25 日，邢先生又刊出一文，自诩前面的文章，已“从形制、内容、鉴定到书法章法、结字、笔法”，对浙大简做了“全面辩伪”，斥我“书券三纸，却未及浙大简真伪之辨”。既如此，以下就邢先生的两文略作一答复。

公平地讲，倘若略知一点文物鉴定的常识，稍减其全知的虚骄，粗读一读浙大简的检测报告，或略能意识到以后来的书法衡量战国书法是可笑的，——用不着全部，邢先生但凡做到这其中的一条，他或能写出一篇薄有可观的文章。因他的文章，已涉及了简牍领域最棘手、也最敏感的难题:对非经科学发掘的简牍，我们如何鉴定其真伪。这一难题，不仅困扰着我服务的浙江大学，也困扰着收藏同类简牍的所有机构，如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及邢先生曾参与其藏简研究的清华大学。因此，这问题倘得以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其意义当不止于浙大藏简的真伪，对整个领域的健康发展，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物质性证据

对非经科学发掘的文物，我们首先要问的，自然是真伪。对竹简而言，其真伪的信息，又见于两种证据:物质性证据，与非物质性证据。所谓“物质性证据”，我指竹简因化学反应而起的变化，如饱水性，竹简表面与纤维特征，墨的渗痕，以及碳 14 数据等。由于化学反应都需要“过程”，故依据对过程长短的推断，我们便可推知竹书制作的年代。所谓“非物质性证据”，则指竹书制作者的行为之后果，如竹简形制、书写内容、所用书体、风格等。由于人的行为，在不同时代有特定的模式;依据对这模式的认知，我们便可从另一角度，去推断竹简的年代。这两种证据的使用，我暂称为新的“两重证据法”。但这两类证据，实践中都有棘手的地方。就前者说，我们对化学反应的认知，只代表了目前的科学水平。人之所知，究莫如未知。故称科学检测的结果必然为真，就是对科学的误解。就后者说，竹简的制作者们，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做事情，未必悉尊其时代的固有模式。比如他会严谨，也会懈怠;或爱守旧，或喜标新;有所能，也有未能。因此，执我们对某时代行为模式的既有知识，断言未知的都必然如此，则是不懂人性。

由于这两个不足，我们对任何非经科学发掘的竹简的鉴定，从理论上说，都只是“试言”而已。这一性质，不仅适用浙大简，也适用上博简、北大简、岳麓简，以及邢先生参与其研究、故未疑其伪的清华简。但在鉴定实践中，我们仍能以最大的谨慎、小心、与学术的得体，去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从我本人的实践、及我对竹简界多年的观察看，这谨慎、小心、与得体，乃体现于两个原则:1)鉴定文物——如竹简，须目验手触原物品;以照片为准，是鉴定的大忌;2)两类证据的使用，应以物质性证据为先，非物质性证据为后。这后一个原则，是因为科学检测的结果，不会因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取样、实验、或分析时，人或能做手脚，但科学检测的性质，则在于可重复:同样的实验设计、同样的操作程序、同样的实验环境，所得的结果应是一致的。我之主张“首重物质性证据”，正由于这一点。至于非物质性证据，因人性格、能力的不齐一，我们很难执其“已有”，断言“必有”、或称曰“必无”。因此，若不怕把理论推至极端，我们也可这样表述后一原则:凡物质性证据表明为真的，非物质性证据就不会有假。当然，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应以适度的平衡感，恰当使用这“首重物质性证据、次重非物质性证据”的原则。

上举的两个原则，从文物鉴定的经验看，乃是竹简鉴定领域普遍遵守的原则——也是我们鉴定浙大简时所遵循的原则。但邢文先生对浙大简的鉴定，却与两者截然相反。如他断言浙大简为伪作之前，竟不劳其玉趾，亲来浙大查验竹简的原物，切近地分析其材质、墨迹、饱水性、竹简表面与纤维等特征等。他依据的，仅仅是照片。对此，他本人的理由是:

[我]确实不曾见过浙大简原简。但要证明鸡蛋是臭的，需要把它吃下去吗?

这话出自一个“简帛学者”之口，是非常有趣的。但邢先生既搞不清鉴别臭鸡蛋与鉴定竹简的区别，那我们就从智力上降一等，单说臭鸡蛋好了:想知道鸡蛋臭否，你确实不需要吃，但你总得拿起它，磕开壳，凑鼻子底闻一闻吧?则知邢先生对臭鸡蛋的鉴别，也是懵懂。

除“臭鸡蛋”论外，邢先生在使用新的“双重证据法”时，也首重非物质性证据，次重、乃至无视或曲解物质性证据。比如浙大简的鉴定，曾采用了两项最新的科技检测法:墨迹的显微分析，与竹简纤维的降解分析(由上博、复旦、浙大做出)。对两者的有效与否，邢先生无一字评说，仿佛对竹简的物质性检测，与竹简的真伪绝不相干。至于我们委托北京大学所做的碳 14 分析，他则有这样的评论:

整理者[依据北大的碳 14 检测结果]宣布浙大藏简的年代为公元前 340 年前后。这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说法。稍有专业知识的学者都知道，这一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没有说明这一年代是否经过树轮校正;第二，没有说明测试年代的误差。

再借用邢先生的话讲，这才真正是“一个有误导性的说法”。因为北大碳 14 检测报告里，已清楚给出了浙大简年轮校正后的数据，以及测试年代的误差。这一篇检测报告原件，我们已作为附录影印在书里。任何“稍有专业知识的学者”，都可去查阅，并在其划定的年代范围内(公元前 400 年至前 200 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所以取“公元前 340 年前后”，是依据竹简的战国文字及书法特征所选的一种可能而已。邢先生称送检竹简的年代，应定在公元前 260 前后(±60)。这当然也是一可能。这两种可能，以相差的年代之少，及所有历史结论的“概然”性质，似不会对我们理解浙大简的性质，造成根本的不同。似不必劳邢先生以三段的篇幅，斥我们的推断为妄，自喜其推断为真吧?不仅如此，他还一则曰“(整理者)没有说明这一年代是否经过树轮校正”，二则曰“(凡)未经吸收当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树木做树木年轮校正的碳 14 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在评论一次明明已经过了树木年轮校正的碳 14 检测时，他不断阑入这类“误导性”的话，再借邢先生本人的话说，未知想引起“普通读者与非简帛专业的学者”怎样的联想。至于我们送交碳14 检测的样本，邢先生又评论说:

虽然浙大简送检样本的年代最有可能是公元前 260 年±60 年，但这并不能证明浙大所藏《左传》简不是赝品。这里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尤其是送检竹简样本的代表性等。

碳 14 标本的取样原则，并没什么神秘:由于碳 14 检测会破坏被检的样本，故检测竹简时，一般会随机抽取带极少残字或无字的残简。我们的检测，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为保证检测的可靠，我们送检的样本中，又包括了黏附于竹简上的草麻类纤维(我们推测原为编绳)，盛竹简的漆盒的漆皮残片、以及漆盒的木胎样本(因为从竹简与漆盒黏附的程度看，至少大部分竹简最初是装在盒里的)，来作为竹简检测的辅证。同时，考虑到“简旧字新”的可能，我们又依据最新的检测方法，随机抽取了其中有字的简，委托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科学检测机构，对竹简墨迹做了显微分析。从我个人的经验与观察而言，这已做到了最大的严谨、或最大的“代表性”了。但对我们采取的这些谨慎而专业的措施，邢先生不提一字，就凭空抛出个“代表性” 的质疑。——也知他的质疑不是求解答，而是——如他说的——“误导”读者。

非物质性证据

首要的证据如此，对次要的证据——即竹简的非物质性证据，邢先生则投入了不当的热情: 他以尽知战国人书写实践的自信，细致论证了浙大简何以为今人伪作。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同时作为一名古文字学者，我无疑希望邢先生有这样的“尽知”。这样，我们不仅可一举解决上博简、北大简、清华简、岳麓简以及浙大简的真伪，亦不必——如邢先生担心的那样——再“浪费生命”，一切仰仗邢先生便是。只可惜无人能有这样的“尽知”，——从邢先生文章所体现的知识与学养看，他则尤其不能。

关于非物质性证据，邢先生用于证伪浙大藏简的最关键的理由，是以下四者:1)竹简无契口，编绳;2)竹简长度不一;3)竹简宽窄不一;4)章末或节末的竹简多为短简。关于这几个理由，我只能说邢先生书有未读、物有未窥，空抱尽知的自信了。如包山出土的楚简中，便偶有无契口者;又编绳最易腐烂，黏附于浙大简的草麻类纤维，或原为编绳亦未可知。至于竹简长度之不一，则为考古发掘所习见。如郭店《老子》简，便长短不同。再至于竹简宽窄不一，也是考古发掘的常例，如包山楚简的部分遣策，宽度便在 0.6 至 0.95 厘米不等。最后的理由，即“章末或节末的竹简多为短简”，我猜是邢先生看书马虎，误把浙大简的“残简”看为“短简”了(浙大简《左传》有章末、节末号的完整简有 10、27、38、70、116、附 5 号共 6 枚简)。

邢先生用于证伪浙大简的第二组非物质性证据，是“所书内容错误百出”，如 1)妄改人名、地名;2)多错字;3)《周易》卦画错误。未知邢先生所称的“错误”，到底以何为标准。若曰战国标准，则仅就书体而言，似战国书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国家语委会”制定的正字标准。不仅国与国间，便是一国之内，书体亦歧而又歧。不同的异写中，既有某国或某地约定所成的，也有书写者个人兴之所至的。不仅今人，便是当时的人，已苦于书体混乱，不能尽识。不如此，秦始皇的“书同文”，就反不可理解。故秦始皇帝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尽可称歧乱不能尽识的六国书为“错误百出”;今人——如邢先生——既非秦之黔首，又何必称之“错误”?至于字有未识，便遽称“错字”，并举为作伪的证据，则是不懂古人，也不了解自己。

字体外，邢先生又称浙大简多文意错误，并亦举为作伪的证据。这种观点，与称字体“错误” 一样，同样是假定战国有“国家语委会”的语法立法，并人人悉尊。这一想法，已不仅不懂历史，竟连人性也不懂了。比如，邢先生究竟认为人性中有怎样的机制，可保证一个人做事——比如抄书——从不犯错误?至少他本人的文章，已多次证明了人性中并无此机制。考古出土的简书中，也提供了很多证据。如郭店楚简:

1.《老子》甲:“民莫之命天自均安”，“故不可得天亲”，“人多智天奇物滋起”。其中“天” 字或皆“而”字之误写。

2.《穷达以时》:“何慬之有哉”之“慬”字或为“難”之误写。

3.《五行》，“圣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德之行”，据上文文例及帛书本，当作“不形於内谓之行”。故“德之”二字当为误多出的部分(所谓衍文)。

类似的例子，古简书中不胜枚举。不仅今天的邢先生，两千多年前的刘向，亦深为所苦了。如刘向称汉朝廷所藏的《战国策》简:“错乱相糅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所谓“如此字者多”，正是邢先生“错误百出”的意思。又称《列子》“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如此者众”，也是“错误百出”的意思。以朝廷之“中书”，犹错乱如此，民间的简书，又如何没错呢? 今邢先生必以“错误百出”者皆伪，则刘向手校的先秦群书，可无一非伪。

邢先生关于浙大简为今人伪作的最后证据，是与书法风格有关的。在此，他不仅再次暴露了其轻视物质性证据、钟爱非物质性证据的偏好，亦再次暴露了其学养的未及专业水平。如他因浙大简的部分章法，不合他理解的战国书法美学，便称简或为古简，书则为今书;对上博、复旦、浙大三家机构的墨迹检测，无一字评。也知在邢先生想来，他对战国书法的私人理解，必远较物质性证据为有力。不仅此，在这五千余字的论浙大简书法的长文中，他不断引用宋元清人论魏晋后行草书的话，如宋代陈思《书苑菁华》、托名蔡邕之《九势》、元陈绎曾《翰林要诀》、元李溥光《雪庵八法》以及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等，以此建立其战国书法的美学标准。然后持此标准，去衡量浙大简的书法，并因其不合而斥之为伪。这种态度，乃是非时间性的美学的，而不是时间性的历史的。邢先生在其回应文章的末尾，虽自称“曾探简西北大漠，访简东南沿海，论简欧美，博览海内外公私收藏简牍帛书，手摹目验，参加整理”。但读毕其论书法的五千文，我窃为这些“简牍帛书”的藏家忧。

回应的回应

邢先生对拙文的回应，虽学问的字样满纸，调子也较前文为严正，但我读起来仍忍不住笑。比如我在回应文章里，讨论了浙大简部分文字内容深合战国文的事实，故推断其简不伪。邢先生则回应云:这只能证明作伪者有一些学问。想起邢先生称浙大简为伪的关键证据之一，是文意的 “错误百出”，我只有说按邢先生的理论，这简文是错也不对，对也不对的。这样呼卢得卢，呼雉得雉，又怎么讨论得下去?我因此断定邢先生的自信，乃来自于他垄断了逻辑，而非尽享了知识。

结语

邢先生在其回应文章中，告诫我要留意“文本复原的关联性”。所谓“文本复原的关联性”，指“简帛工作者(要)用关联的眼光看待文本，既要看到文本的字面意义，也要看到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乃至文本之外的相关背景”。这种话，犹比“吃饱了不饿”一样，无论如何是错不了的。但受教之余，我也回报邢先生一言:这种“关联性”，似不应仅限于文本本身，也应扩展于竹简的所有证据:物质性的，与非物质性的。在这一点上，邢先生还有未逮。故我们愿把浙大简开放给邢先生，——当然前提是他莫再以“臭鸡蛋”视之。

浙大简的鉴定，与所有非经科学发掘的简牍鉴定一样，需最大的专业谨慎。我们自信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对竹简原物，做了细致的检查;我们对竹简的物质性证据，做了严格的科学检测;我们对竹简的非物质性证据，也做了认真考虑。在综合这所有的因素后，我们才做出了“浙大简为战国简”的推定。虽矜慎若此，浙大简的鉴定，仍与所有非经科学发掘的简牍——如上博简、北大简、岳麓简与清华简——的鉴定一样，其结论仍是“试言性”的:这只是目前的科技手段与我们对战国简牍的知识所达到的水平而已。为推进知识与道德的进步，我期望这次因浙大简而起的辩论，能成为一良好的契机，借以对国内公营机构收藏盗发简帛的专业伦理问题，鉴定此类简牍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国内公营机构所藏此类简牍的真伪问题，做一次认真而公开的讨论。

来源：南方周末/2012 年/7 月/19 日/第 E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