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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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国家标准局《古籍著录规则》，1987年）。有字的商周甲骨、青铜器、石刻等都不具备“古典装订形式”，也没有流通功能，因而不能算作古籍。最早的古籍形式应该是简帛，此后有纸写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多种形态。所谓古籍整理，“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中国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评点、序跋、目录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释为核心。若以文献载体、制作方式而论，则可以划分为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简帛时代

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前782年）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经“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经过正考父的校勘，《诗经·商颂》12篇的篇次得以纠正。春秋后期文化下移，九流百家兴起，诸家藏书丰富，各有著述，古籍整理工作亦逐渐兴起。简帛时代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古籍整理工作，当推孔子校订“六经”和刘向父子对国家典籍的整理。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曾经对官府所收藏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校勘整理，或删定篇目，或调整次序，或勘定文字，甚至直接笔削修改，进行哲学化的阐释，并用以教育弟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后代儒家学者十分强调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工作，因而说孔子“作《春秋》”“作《易传》”，甚至说孔子“作‘六经’”。其实，孔子的工作是有文本基础的，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古籍整理，并不是空无依傍的创作。“六经”除了《乐经》已经失传，其余“五经”皆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也是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

西汉成帝、哀帝时，刘向（前77—前6年）、刘歆父子对国家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汇集、整理、校订工作。孔子以个人之力整理文献，主要集中于六部重要典籍；而刘向父子则是奉帝王之命，组织学术团队对先秦至汉成帝时的所有图书文献进行穷尽式搜集和整理，这代表着国家意志，也开启了官府有组织、有计划整理国家图书的先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596种13269卷图书文献，大都经刘向父子之手。其过程如下：1.陈农奉皇帝之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图书；2.由刘向负责，将征集来的古今图书大致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凡六类；3.将六类图书交由不同的专家负责整理，“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4.每一部书都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包括中书（皇宫藏书）、太史书、太常书、大臣私人藏书等，进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复，正其错讹；5.将校勘、整理好的图书写在竹简上，请专家审核、削改，形成定稿后再“上素”（抄写在绢帛上）；6.刘向等为每一部整理好的图书撰写书录，介绍版本搜集、校勘整理经过，作者生平、图书内容、价值影响等，并将绢帛书和书录一并进献给皇帝；7.将各书的书录抽出来合并一处，是为《别录》20卷；8.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志，终于完成校书工作，并且对《别录》进行删减，形成《七略》7卷。《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官修书目，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根基。这次文献整理，规模空前，参与人数众多，耗时约二十年，方法科学恰当，对后代的古籍整理和文献分类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对古籍的注解与阐释，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孔子之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降至汉代，言说益夥，并且形成了传、记、说、故、训、解、解诂、章句等多种训诂方式。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易》学著述，就已经多达13家，294篇。汉代经学昌盛，家法、师法谨严。其中古文经重视文字训诂，而今文经强调义理发挥，互相攻讦。东汉大儒郑玄（127—200年）打破今古文经学壁垒，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其《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被完整地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中，成为汉代文献注释的标志性成果。

纸写本时代

西汉人发明了纸张，较为粗糙，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良而逐渐得以流行，出现了一段简帛与纸张混用的时期。东晋桓玄下令废除竹简，古代典籍才正式进入纸本时代。纸张成本低廉，书写容易，携带方便，大大促进了图书文献的生成、传播、整理和普及。纸写本时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献注释的成就最高。

两汉时期的古籍注释，已经从儒家经典扩展到子书、史书和诗文，如高诱《淮南子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六朝至唐初，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初孔颖达（574—648年）领衔编撰的“五经正义”。

据《新唐书·孔颖达传》，唐太宗时“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其中《周易正义》16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合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充分吸收南北经学家的见解，结束了注释纷争的局面，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唐代还出现了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和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以上“九经”注疏，为唐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权威教材，影响深远。诸经正义（或称义疏、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们既要为经书作注，也要对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进行疏解，因而内容翔实，说解透彻，但由于奉行“疏不破注”原则，故往往曲折为说，牵强附会，“功在详析与整理而创造不多”（汪耀楠《注释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与孔颖达几乎同时的陆德明（约550—630年），曾经为《周易》《尚书》《毛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尔雅》等各自撰写《音义》，合为《经典释文》30卷。该书在对14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释进行音注时，采择汉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兼载诸儒之训诂，详列各本之异文，具有重要的古音学、训诂学、校勘学价值。后人将该书内容拆散，插入“十三经”相应的经文和古注之下，为读者提供方便。

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30卷，收录先秦至梁代诗文名篇700余首，颇具鉴裁。隋唐之际形成“文选学”，对《文选》的研习、注释、模仿蔚然成风，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李善《文选注》60卷、五臣《文选注》30卷。前者征引富赡，内容广博；后者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唐中期至北宋，五臣注流行；两宋之际，李善注又受到青睐。在刻本时代，除了单独的李善注、五臣注之外，还出现了五臣-李善注、李善-五臣注之类的拼合本，风靡宋元明清四代。

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初年，当时只用于印刷佛经、日历等世俗读物。《梦溪笔谈·技艺》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冯瀛王即冯道，五代时人，曾倡议国子监校定“九经”，组工雕印，此为官家刻书之始。版印书籍不仅能够将典籍化身千百，促进其广泛传播，而且把文人从极为繁重的抄写工作中解放出来，投身到对古籍的收藏、校勘、注释、研究等工作中。中国古代的印本书籍，以雕版印刷为主，亦有少量活字本（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清末出现了石印本、珂罗版印本等，但流行时间不长。

两宋时期，出现了许多致力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成果丰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南宋朱熹的经典注释和岳珂的古籍整理与刊刻。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撰写《四书章句集注》26卷。该书摒弃唐代孔颖达等“五经正义”注疏烦琐的弊端，代之以清通简要、义理深刻的风格，成为南宋理学的代表性著作。明清以后的科举考试命题，大抵出自“四书”“五经”，而“四书”题皆以朱熹此书为准绳，影响巨大而深远。

岳飞之孙岳珂（1183—1243年）是南宋著名官员、藏书家。他设立相台家塾，对“九经”“三传”等儒家典籍进行系统性整理和刊刻。与陆德明不同，岳珂使用版刻书籍（而不是写本）进行校勘。他以家塾所藏各种旧刻，“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九经三传沿革例》）。态度极为认真，搜罗版本空前齐备，并且延聘专家进行校理，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皆罗列条目，详审而精确，后世推为善本。中国古代的校勘学、版本学、刊刻学，自此确立。

元明两代的古籍整理相对萧条，成果不多，但也出现了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凌稚隆《史记评林》、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毛晋《六十种曲》等重要成果。降至清代，文字狱严酷，古籍整理却进入了鼎盛时期。经部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陈奂《诗毛氏传疏》、焦循《孟子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史部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王先谦《汉书补注》，子部如郭庆藩《庄子集释》、孙诒让《墨子间诂》、俞樾《诸子平议》，集部如王夫之《楚辞通释》、王琦《李太白集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彭定求《全唐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丛书如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荦荦大观。

印本流行的时代，写钞本形态也没有完全退出，有时还会发挥巨大作用。清代乾隆年间由纪昀（1724—1805年）主持，耗时十余年编成的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因卷帙太大，未曾刊刻，只是抄写了七套，分藏于“北四阁”和“南三阁”，如今尚存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凡四套。《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国传统古籍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清点、整理和总结。陆续参与其事的官员、学者竟有三百余人，他们从一万多种图书中选择大约3500种，进行细致的校勘、整理，并撰写提要。纪昀汇总各书提要并加以润色、修改，而成《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包括四库著录书提要3400余篇，四库存目书提要6700余篇，并且各部、各类之前都有部类概说，体大思精，纲举目张，是中国古代官修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既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官方行为，如西汉刘向父子校勘、整理国家图书，唐代孔颖达等撰写“五经正义”，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等；也有反映个人兴趣的私人校理、注释与阐发，如孔子整理“六经”并用于教育子弟，宋代岳珂校勘、刻梓“九经三传”，清代学者对古代经典著作的辑佚、辨伪、注释、评点、考证等。古籍整理的方式多样，涉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出版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为现当代的古籍整理、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