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从禅让制到皇帝制

墨客历史

古代人是个好古的民族，在政治上当然也是如此。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一旦开始政治生涯，必然会在古书中寻找榜样和借鉴。相比较西方，他们有古希腊的直接民主，罗马的共和政治和皇帝政治，乃至中世纪的君主封建政治，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不断重复着。这都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传统，持续至今。而古代中国，存在哪些传统呢？

仅从权力的来源来看，细细想来，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是尧舜禹的禅让政治

，尊贤尚德，谁最有德行，谁就是王。权力源于德性，威望是第一位的。这是非家天下的政治观念，治理国家的都是社会上的贤能人士，是超越了血缘的一个精英群体，而他们都是被推举出来的，但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口碑和道德实践。当然，这个是非常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因为人性之私在权力面前会无限放大，怎么会有人拱手让出国家？而且国家越大，人们就很难认识到每一个国民的德性。

后来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其实有这种意思，就是选取地方上的贤人、孝子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一个叛逆者的传统，后面的大臣篡权，也往往借助禅让的形式，比如汉魏晋的权力更迭，都是以禅让之名。

另外两个都是家天下的，

包括封建宗主制和皇帝官僚制。

文武周公，整个周朝都是封建制度的，天子乃一家之主，一国之父，分封同姓、异姓国，各个诸侯国都以天子为宗主，是家国同构的国家。这个制度是尊尚血缘纽带和父权的，父亲的地位是不可剥夺的，当然这个父亲也必须要恩威并施，德能配位，政治权力就在家族之间代代相传。如果德行有亏，那么他的亲人是可以规劝，乃至篡位的，乃有春秋战国的争霸和称雄。这就是把国家矛盾当做家庭矛盾，最崇尚的是孝道和仁爱，是纯粹儒家的东西。

它并不过于依赖官僚制度，而更依赖的是皇亲国戚，拱卫皇权。封建制没有消失，汉代刘邦，晋代司马家，明代朱元璋，都有封建，但是往往导致分裂和叛乱。元代、满族也可以说是以游牧民族的身份，蒙古族、满族地位优越，通过他们来拱卫皇权，官僚是次要的。权力继承也是如此，血统是第一位的，有血统才能有王位继承权。分裂者往往是兄弟，就像春秋战国的称霸一样，是觉得自己更加仁义，所以要夺权。

而秦始皇终结了春秋战国，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传统，那就是皇帝制度，这也是家天下的，但是却是郡县制度，秦始皇构建了一个官僚群体来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而不依赖自己的亲戚和宗族，所有人对皇帝的尊崇不是基于父子关系，而是基于君臣关系。这个制度崇尚的是贤能的君主和清廉的官员，背后是融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政治观念。君臣也是五伦之一，超越了父子、兄弟和夫妻的关系。这个制度里，皇帝是通过血缘来传承的，官僚是通过各种选拔来挑选出来的。这个制度，融合了禅让制的尚贤，也融合了宗主制的血缘。推翻这个制度，可以是地方上的军阀独大，割据叛乱，也可以是地方上的农民起义，活不下去的农民团结起来，成为军阀，替天行道，用自己的官僚群体来摧毁老旧的国家机器。东西汉、隋唐的权力更迭，则是地方势力的独大。

到明清时候，宰相没有了，官僚制度弱化，这个时候宦官、军队乃至皇帝的私人秘书等，取代了官僚的崇高地位。君权独大，达到了新的高峰。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传统，那就是

农民起义中的神权政治传统。

这个传统明显的是乌托邦，历史山的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八卦教，弥勒佛起义，最终诞生了也是君主。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依赖宗教多于德行，而宗教往往希望的是平等和平均，在农业社会是无法施行的，在工业社会也不行，到最后也是变相的秦始皇制度。太平天国不用说无法施行，梁山好汉也要排座次，这个传统从一开始就混杂着贤君的期待，而隐藏着等级制度。到最后，也不过是希望一个清廉的官僚制度和一个贤能爱民的皇帝，融入到了秦始皇的传统里。

历朝历代的政治实践，总是离不开这几个传统，中国没有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或者共和的政治传统，从来都是相信一人主导的政治制度，无论这个人是贤者，还是家长，或者是贤能的家长，不在乎选票，也不能是共同治理，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只能是官僚的分工，而不可能是最高权力的分工，像罗马有执政者，元老院和皇帝等三个最高权力机构。

而在古代中国，始终呼唤着一个天子，君父，圣主

。

历朝历代的合理性，也都从这三个传统里来。古代政府的合理性则是儒家提供的，实际上是混合的儒法道，表面上是武力维持，实际上是一套复杂的观念，为这套制度作保。无论是禅让、皇帝还是封建，背后的逻辑都是天地君亲师，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替天行道，所以天象自古以来都很重要。也来自于道，仁义爱民，行为世范，皇帝要是所有人的好父亲，好老师，好的统治者。当然，具体的合理性来自于血缘，必须是李家的天下，李家人来继承，刘家的天下，刘家人来继承。当然，血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仁德，不然新王朝怎么诞生？武力往往都被淡化，但是每一个皇帝都会牢牢地把控住军队，因为叛乱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是再高的道无法抗拒的。

合理性构筑了一套政治制度，让大家能够生活其中。但是这套制度总是会衰败，衰败了，不代表合理性的丧失，而是合法性的衰落。合法性就是政治的稳定性。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很多人说来源于经济，在于治理好经济，维持好良好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当然这种经济的视角是狭窄的，因为现代人也需要文化生活。

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维护一种体面的生活，所以才诞生了政治权利，福利制度和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成了天赋权利，不可剥夺，是体面生活的必须部分，实际上也是合法性的来源。如果一个政府无法提供这些，那么就要换统治者。而换的方式，是和平的投票和政党竞争，而不是暴力起义或者谋杀夺权。军队被完全地控制，企业家的钱财也不行，必须是具体的政治家言说才行。

中国古代的合法性，表面上是血缘，是皇帝，背后都是德。德，来自于赈灾救灾，来自于保护农民的小康生活。城市居民很少，根基也是在农民，在粮食，如果没有粮食，那么统治就会很微弱。相比较之下，古人对于精神生活倒没有那么多的追求，也不会去奢望什么。古代的农民，如果吃不饱，遭遇了水灾、旱灾、蝗灾等，粮食歉收，就容易造反，但是如果没有学校，没有科举，日子还是能继续过下去。

现代政府，除了体面生活的合法性，还有一个神秘的民族主义。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文化的纯正，主权，国家的尊严和体面，民族历史的价值，也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权力是民众给与的，也可以说是民族给与的，民族的尊严和价值也是政府的重大责任。一个丧权辱国的政府，是无法维持稳定的统治的，必然会被其他人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