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运动，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败中国人的求强——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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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遇到了列强的大炮，同时在痛定后反思着、探索着。这种反思和探索给这两个民族带来了两场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是让中国人着实惊了一下，原来远方西夷竟有如此功力，凭借机械快船、新式火炮竟使我大清签了城下之盟。于是泱泱天朝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官僚乃至知识界人士一致认为，西方强于我者，技也。于是，一场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展开了，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治维新。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的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出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东浙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一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
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兴办洋务的初衷，除了针对西方列强的威胁和侵入外，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因素。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并未真正认识到战败的原因，直到1851年太平天国揭竿而起，随即席卷大半个中国。紧接着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才真正使清王朝体会到什么是“内外交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纵横交错，让清政府感到没有能力同时应付两大对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考中，他们认识到，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是威胁其统治的主要力量，于是，他们采取了和外国侵略者和好，并依靠其先进的军事技术镇压太平天国的方案。也就是说，清政府最先想到“师夷”的目的不是为了“攘外”，而是为了“安内”。清王朝把这一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特殊形式称为“借师助剿”。这一方针集中体现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挽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分为中央、地方两个层次，中央政府中主要有奕?、文祥、沈桂芬等，而领军人物首推恭亲王奕?。
爱新觉罗·奕?（1832—1898年），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帝同父异母之弟。这个有君王之才而无君王之命的晚清重臣，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儒家教育。咸丰在世时他就担任过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内务府大臣等职。1861年，咸丰去世，他凭其才干及与慈禧合作铲除肃顺一党的功绩，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一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其间虽在1865年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1884年终于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一直到1894年为善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才再度被起用。从1894年到1898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逝世。作为清王朝的栋梁之臣，奕?的地位和见识决定了他一心想让这个王朝稳固强大，所以，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主张坚决镇压；当1856年英法入侵，清王朝面临两面夹击时，他坚决主张两个拳头出击。当这一主张已不可能实现时，他又主张两害取其轻，对外妥协，对内剿逆。在晚清各大臣中，奕?是较早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相对知之较多，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也有较深刻的体会。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始标志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他不但积极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且大力扶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班地方官僚兴办洋务。同时，开办同文馆，培养外交、翻译、科技人才，甚至亲自兴办天津制造局等企业。因此，不管是从出身、地位、见识以及所作贡献等方面，奕?都自然成为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和领军人物。
洋务运动地方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在他们的积极努力推动下，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所谓洋务主要包括几个方面：近代军事工业、近代民用工业、洋务文化教育和近代海军的筹建。我们在这一章中主要介绍前三个方面。关于近代海军的建设，将在后面专题论述。
一、近代军事工业
近代军事工业是洋务运动发端，也是洋务派最初的追求和目的，因为办洋务的目标首先是武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次是抵御西方列强入侵。
1861年秋冬之交，曾国藩在攻陷安庆之后，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1838年中进士。先后求教于理学大师兼尚“经济之学”的唐鉴，并先后拜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师。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1852年丁母忧回原籍。时值太平军转战湘鄂，奉命帮办团练，后成为湘军。1860年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督办江南军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于是办起了第一个新式军火厂。它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和火轮船。其主要成就是指派蔡国祥、徐寿、华衡芳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及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
1865年，在曾国藩的策划和支持下，李鸿章将上海旗记铁厂、苏州洋炮局及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部分机器合并，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字渐甫，又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不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它包括十六个分厂，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机械及轮船。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它的造船业。从1868年到1884年，在徐寿的主持下，江南制造总局共设计建造了10余艘兵轮，其中有木壳的，也有铁甲的，重量从600吨到2800吨不等。尤其是1868年建成的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试航时轰动了上海。船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木质，锅炉自造，主机用外国的旧机器改装。它改变了中国兵船唯靠进口、不能自造的历史。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又在江南制造局诞生。一直到甲午海战时，北洋舰队的一些军舰就是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从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江南制造总局划分出的江南船坞共造船136艘。1918年江南船坞更名江南造船所后为美国人建造的4艘万吨轮，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造的最大的船。除军舰之外，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都出自江南制造总局。
除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马尾船政局。它是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著名湘军将领。率军参加了平定太平天国的行动。他一生最值得称道的，一是积极主张并参与洋务运动，二是率军平定陕甘回民之变和收复新疆。这些功绩使他成为晚清重臣，虽功名只中举人，却被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马尾船政局从1866年开始创办，到1874年形成规模，包括3个分厂（车间），会计、支应、核对、绘事院、船政衙门等管理部门以及健丁营、水师营、艺圃、前后学堂等。一位英国人在参观了船厂之后说：“这个造船场和外国任何其他造船场并没有多少区别。”①它于1868年开工建造第一艘轮船，比日本同期建造的第一艘轮船排水量大十倍。从这时起到1905年止，“所造兵商各轮40艘”②，据说，“欧美各国士大夫到中国来游历的，都要绕道闽省，一观我国船政的政绩”③。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马尾船政局不但成为我国造船工业的先驱，而且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航海、造船及海军人才。从创办之初到1905年，它先后三批招用洋员，有名可查者81人，并且先后向欧洲派遣了多名留学生。甲午海战中著名的北洋水师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都是此时出国学习的。
除以上几家之外，重要的军事工业还有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以及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制造局。
二、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军事工业带动下的民用工业的兴起。这也是洋务运动由求强到求富转变的结果。人们通常把轮船航运、煤铁矿业、铁路运输、电线电报、纺织工业列为洋务运动的五大民用工业。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官督商办”名义下兴办的轮船招商局。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由于当时铁路、公路运输不发达，水道成了交通运输的主要手段，可当时航行于中国沿海以至内河各商埠的均为外国轮船。列强纷纷在华设立轮船公司，老式的中国航运木船根本无法与外国的机械轮船相比。由此，创办轮船航运业、争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1872年，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这个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招商局开创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多项第一。它在中国率先启用了一种新型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企业为学习对象的新型股份制企业。招商局成立初期，由于它所从事的轮运业需资庞大，非集众商之力无以开办。故招商局当时开创性地向民间发行股票，招股集资。股票以等额划分，可以买卖转让，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兴办股份制企业在中国迅速蔚成风气。1872年，股份制企业只有招商局一家，到1887年，在《申报》上公开登载股票价格的企业就达36家。这批股份制企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招商局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开创作用，还表现在它以其先行一步积累起来的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或直接创办，或参与投资，或派员管理，带动了一批新兴民族工商企业的兴起，其中包括：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治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这些企业的创办，分别开创了中国近代采矿业、冶炼业、金融业、纺织业等新兴经济领域，推动中国经济进入近代经济的时代。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随之兴起的采煤业及金属矿业。如果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洋务运动从军用工业到民用工业、从求强到求富的过渡，那么，煤炭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兴办，则是洋务派以求富为主要目的兴办民用工业的正式开端，也是“以富求强”的起点。从1875年到1891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清政府通过官办、民办共兴建了14个煤矿和一些金属矿，这其中主要有：由李鸿章创建的直隶磁州煤铁矿、直隶开平煤矿，由盛宣怀创建的湖北广济兴国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张之洞创建的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以及沈葆桢、唐廷枢开办的一些煤矿。金属矿业及冶炼方面主要也是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主持创办的，比较出名的有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以及汉阳铁厂等。
三是铁路运输业。铁路是近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产物，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于是，欧美各国纷纷效仿。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伴随着军事工业、航运、矿业的发展，交通运输、通讯工业必然随之而产生。铁路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西方列强一直觊觎中国铁路的修建权。清政府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就多次提出修建铁路，他把海有铁舰、路有铁路视为求富求强的目标，但遭到顽固派强烈反对。自1880年至1887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出现过两次较大的争论。顽固派认为，铁路会破坏地脉，触怒山神、龙王，是不祥之物，且会带来种种灾难，使民风变坏。李鸿章则全面分析了修建铁路带来的军事、通商、惠工等九大好处。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之中，中国的铁路建设在甲午战前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推进着。1881年，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通车，主要是用于运输开平矿务局的煤炭。这条铁路虽然只有短短的18公里，它的开通却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此后，李鸿章又先后修建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刘铭传在台湾修建了台湾铁路。1889年，慈禧太后才初发“懿旨”，同意修铁路。截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期，中国已修建铁路300余公里，虽然这区区几百公里的铁路与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相比微不足道，然而在那个年代，却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午战争虽然惨败，但铁路的作用却在战争中凸显出来。李鸿章虽因甲午名誉扫地、失权失势，但其修建铁路的壮志不减。他认为“铁路一事，为中国绝大关系之所在，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维铁路为第一枢纽”④。189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由李鸿章一手培养的洋务办理大员盛宣怀任督办。此后，清政府先后修建了京芦、芦汉、沪宁、汴洛（开封至洛阳）、粤汉、沪杭、广九、京张以及关外若干铁路。总之，铁路的修建并未因甲午战败而停滞，相反，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时政而得到强力推进，中国当时的铁路建设绝大部分是在甲午后完工的。这些铁路经营的年收入达到两千万白银。这也是甲午战后唯一可使国人感到欣慰的。
四是有线电报业的兴起。1877年初，天津水雷学堂教习英国人贝德斯指导电报学堂学生在天津机器局与直隶总督衙门（今金刚桥西）之间架设了一条6.5公里长的同城电报短线。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条有线电报线。1878年底，这条电报线由清政府出资延长，从直隶总督衙门延长至北塘和大沽口炮台。工程委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负责施工。12月11日《申报》报道当时的施工情形说：“沿途设立木桩矣，其钻地成穴，以便竖木，采用机器，颇不棘手云。”次年5月电报线架通，从此“号令各营顷刻回应”。该电报线全长90多华里，专为军用。这是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军用电报线路。同其他工业发展一样，电报业的发展也是在与西方列强争利及朝廷内部争论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制造、开采、铁路、航运等工业的兴起，通讯业的发展客观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西方各国从其掠夺的目的出发，很想获取在中国架设电报线的权利，遭到了清政府的反对。而清政府中最早提出架设电线的是当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他的继任者丁日昌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1877年在台湾架设了完全由中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然而，随着列强各国侵略的不断深入，他们要求在中国内地架设电线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提出的中国设线、中外共享的策略。从1880年开始，先后架设了津沪线、沪粤线、长江线并逐渐推进至全国。
五是纺织业的发展。我们在历数洋务运动前几项成果时不难发现，洋务派举办的各项工业都有两个特点，一是与洋商争利以致富，二是这些项目无不是既含商务又含军务，并且大都是在洋人侵占了中国权益的情况下开展的。而洋务运动中壮大起来的纺织业却有所不同，它是在洋人还没有在中国设厂时就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此外，轮船、铁路、矿业、电报都是中国前所未有，而纺织业在中国却历史悠久。洋务派之所以兴办纺织业，主要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向中国大量出口布匹，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手段，只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向中国推销洋布，使中国手工纺织业遭受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洋务派不断购买先进机器，使用先进生产方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求达到挽回利权的目的。这期间主要有左宗棠于1880年创办的兰州织呢局；李鸿章、郑观应等于1889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后于1893年被大火焚烧，李鸿章又委托盛宣怀在原址上重创华盛纺织总厂）。此外，张之洞在湖北设立了织布局、纺纱官局、缫丝局等，规模仅次于上海纺织工业，目的也是保利求富。
三、洋务文化教育
洋务运动第三个方面内容是洋务文化教育。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洋务派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兴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培养翻译、外交、律例、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利、军事等多方面专门人才。这方面的事例主要有：
1.开办同文馆。同文馆是以学习外国语言、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的学堂。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屡次与帝国主义列强交涉，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也是受欺蒙、遭失败的原因之一。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坚持学习西方，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首先设立了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初设英文馆学生为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十人。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馆、日文馆。馆中教习均聘外国人。1866年底改为入馆学习者皆取正途人员，如举人、优等贡生及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且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1867年增设天文算学馆。1869年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拟订了详尽的课程计划，包括：认字、讲解、句法、翻译；各国地理及史略、数理；格物、几何、微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等多方面内容。学制为八年。考试严格，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它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同文馆并入1898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此外因沪、粤为对外事务汇集之地，故于1863年和1864年分别在上海、广州开始了上海方言馆和广东方言馆。台湾也曾于1887年设立了与同文馆类似的西学馆。
2.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这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从1872年开始，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此事容闳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作用的是丁日昌。
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也是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他创设幼童留美计划，世人称他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丁日昌（1823—1882年），广东丰顺人，近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他参与创办了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提出多项改革措施。在文化建设上，他积极主张废八股，选派幼童赴欧美留学。
在容、丁二人的积极推动下，1872年至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学习。他们到美后先学语言再学专业，循序渐进，颇有所获，且思想行为日益西化，终为保守派所不容。保守派上书朝廷，痛陈幼童出洋“糜贵滋弊，终无实效”，迫使清政府中途撤回留学幼童。虽遭中途撤回，但留学幼童中成大器者甚众，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国首批矿业工程师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等，以及曾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的黄仲良；在有线电报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等。在总计120名留学幼童中，除12人早夭，约20人个人经商外，其余近九十人从事工业技术及管理者44人，外交官、翻译16人，海军、海关、医生、教员等20余人。可见其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之一斑。
在派遣幼童留美活动夭折后，洋务派汲取教训，开始向欧洲派遣成年留学者，且规定学制3—5年。1877年，第一批38人赴欧，其中包括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北洋水师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萨镇冰、林启颖、方伯谦等。1880年起他们先后学成回国。1881年又派出第二批10人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1885年第三批30人再赴英法。上述三批留欧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实业、外交、军事、教育等方面，均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除以上两项外，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各类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也大量应运而生。主要有电报学堂、实业学堂、矿务学堂以及铁路、商务、医学、水师类学堂等。它们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开端，然而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与斗争。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派——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我们再不必过多介绍了，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则包括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左都御史、内阁大学士李鸿藻等。这些人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其共同特点就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他们认为，中国乃天朝大国，其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引进近代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等举措，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百般抵制，深恶痛绝。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争论的焦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船造炮，以资“求强”；二是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仪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为了富国强兵，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各国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国富兵强，已不是什么“蛮貊夷狄”。顽固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破坏了“夷夏之大防”，违背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对各种洋务运动坚决抵制。两派之间较大的争论有三次：19世纪60年代关于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的争论；70年代关于应否停造轮船的争论；80年代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双方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但因洋务派主要势力不在清廷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因此在争论中，虽因顽固派的阻挠，增添了很多障碍，但洋务运动依然得以向前推进。特别是当时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感到要保持清廷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这使得这场旨在富国求强的运动得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从那时起就开始实践且取得了一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