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度，让我们沉思至今日本，一个让我们一言难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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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两个国家受我们影响至深，也对我们影响至大，可以用休戚与共来形容，也可以用恩怨难断来概括。纠葛纷争，恩恩怨怨，一言难尽；互助友好、猜忌遏制，绵延至今。
这就是日本和朝鲜，两个引发了甲午战争的国家；也是在甲午之后的百年中，让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两场大战的国家。分析考察这两个国家与我们的往来历史以及他们的民族特性，也许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
在中国，如果哪个人说“爱日本”，十有八九要被骂。如果哪个人说恨日本，则很有可能被“愤青”们捧为“爱国人士”。说到恨，不仅因为百多年以来日本给我们带来过灾难，还因为近七十年来它的不认罪、不道歉。可是，静下心来沉思一下，我们的怨与恨之中是否也有些无奈与不忿呢？因为我们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超越过人家，虽然历史曾经给过我们超越的机会。
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和我们交往时间最长，受我们影响最深，历史上曾经和我们最友好，也曾经和我们最敌对，曾经对我们表示过深深的臣服，也曾经给我们带来深深伤害的国家。
中国和日本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史，比和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都要长。
中国人对日本的最早记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该书《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中国文献中关于日本的最早的地理记录。而和日本最早的交往记录可见于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王充的《论衡》也有“越裳献白雉，倭人贡上鬯草”的记载。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中甚至专门有《倭人传》一节，其中不仅记录了“倭国乱，相攻伐”，还有有关日本第一位女王卑弥呼的记载：“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而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则有汉光武帝刘秀赐倭奴国王金印的记载。公元57年，倭国派使者来东汉国都洛阳朝贡，光武帝刘秀赐给他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1784年，在日本九州岛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这颗金印，此印一直保存至今，成为日本国宝。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倭国中的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遣使来朝，两位使者一个叫难升米，一个叫都市牛利。他们渡过对马海峡来到朝鲜半岛，当时此地为魏国的带方郡。二人向郡守刘夏提出要到洛阳朝见魏国皇帝，进献贡品，刘夏亲自陪他们来到洛阳。两位使者向魏明帝献上四个男奴、六个女奴以及两匹两丈长的布。远涉重洋来朝，魏明帝自然非常高兴。他下令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并分别封两位使者为“率善中郎将”和“率善校尉”，并赐银印。作为答礼，赐交龙锦五匹，茜绛、绀青各五十匹，又单赐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并派专人将这些物品送到倭国，这是目前为止所知的我国使者访问日本的最早记录。
4世纪末至5世纪初，大和国基本上统一了日本。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对后来日本飞鸟文化的产生带来很大影响。
公元607年，日本圣德皇太子遣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因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语句，惹恼了隋炀帝，“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夷书有无礼者，勿复疑问”（《隋书·东夷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社会经济进入高度繁荣发展时期。此时的日本也进行了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中日两国的交往也达到高峰。日本多次遣使赴唐，这一方面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唐朝政治上的支持。据史料记载，从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共18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15次成行，总计894人次。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还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并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阿倍仲麻吕）。中国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也在两国交往史上传为佳话。
北宋延久四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
元代，忽必烈几次遣使赴日，希望日本来朝，遭日拒绝。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发动对日的讨伐，均因台风遇挫，史称“文永之役”和“辛巳之役”。
明时，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代，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蛇为核心形成武装集团，以对马、壹歧、北九州岛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经常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这种活动延续了300余年之久，中国沿海也出现武装抗倭的情景。公元1592年和1598年，明朝军队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后来德川幕府曾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明朝因倭寇及丰臣军队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了幕府的要求。但民间贸易始终都在进行。
中国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日本国名的由来，“天皇”一词的出现，都深深镌刻着中国文化的烙印。日本学者吉备真备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的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唐时，日本膳大丘在长安学习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按照中国之例，以孔子为文宣王，获准。这是日本政府尊孔之始，对日本奈良时代儒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公元653年入唐留学的道昭，在中国学习法相宗，回国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禅院，在日本创立了佛教的法相宗派。留学僧智藏在唐朝学习三论宗，回日本后即创立三论宗。后来，佛教各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都传入了日本，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绘画工艺都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
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都仿照中国长安的样式建造，其中都有朱雀门。朱雀门就是奈良平城京的正南大门。奈良和中国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做国博士，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了大化改新。大化改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从此，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两国的交往史上，也有过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中国的鉴真大师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
鉴真（688—763），唐代高僧、医学家，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时于大云寺为沙弥，向高僧智满禅师学佛，后又赴长安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先后达三年，遂返扬州。他对于律藏造诣尤深，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在建筑、雕塑方面也建树颇多。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每于“讲授之间，造立寺舍……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在医药学方面，博达多能，品鉴极精，曾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为人治病，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医道甚高。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他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泊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三亚市）。返途经过端州时，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哀恸悲切，加上炎热，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年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岛，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旋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为80名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他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整个结构和装饰，都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苎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被日本奉为国宝。1980年4月，日中友好团体为了增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情谊，曾将坐像送回北京、扬州两地供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瞻礼。鉴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当时日本佛典，多从朝鲜传入，口授、手抄，错误在所难免。据《续日本纪》记载，天皇曾为此委托鉴真校正经疏错误。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酿造业等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谓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另一位为中日两国文化交往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入唐后改名晁衡。他生于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官拜中务大辅，位至正五位上。仲麻吕天资聪敏，自幼勤奋好学，尤其酷爱汉文学。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邻国名人学士纷纷来唐学习。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热情更高。他们不顾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学生。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一学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公元716年（日本灵龟二年，唐开元四年），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以多治比县守为首，由557人组成的第八次遣唐使团。十九岁的仲麻吕被举为遣唐留学生。翌年3月，仲麻吕随多治比县守大使一行，从难波（今大阪）起航，向中国大陆进发。经过长期艰险的旅程，于九月底到达了他们日夜向往的文化古都——长安城。
到达长安后不久，仲麻吕就入了国子监太学，这是教育贵族子弟的高等学府。仲麻吕凭借其聪敏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参加科试，一举考中进士。酷爱中国文化的仲麻吕，不以自己的成就为满足。为了继续深造，他决心留在长安而暂不回国。仲麻吕的才华很快得到朝廷的赏识。不久他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九品下），职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图书，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后又擢任门下省左补阙（从七品上），这使他在宫廷中经常有接触唐玄宗的机会，因而他的学识进一步得到器重，以后不断升官晋爵。历任仪王友、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肃宗时擢升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
仲麻吕在唐五十四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备受厚遇，官至客卿，荣达公爵。但是，仲麻吕眷恋乡士之情未尝稍减。开元二十一年（733），仲麻吕曾以双亲年迈，请求归国，因玄宗皇帝挽留，未能实现。天宝十一年（752）末，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仲麻吕见到了同时入唐留学的好友吉备真备，久别重逢，自然不胜感慨，于是仲麻吕又动思归之念。翌年，遣唐使事毕将归时，仲麻吕请求同归。这时仲麻吕在中国已经待了三十七年，是五十六岁的老人了。唐玄宗感念他仕唐几十年，功勋卓著，家有年迈高堂，割爱允求，并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任命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使节，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仲麻吕是何等地被朝廷器重和信任。
仲麻吕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而且感情丰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骅）、包佶等人都有密切交往。归国前夕，朋友热情相送。王维挥毫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仲麻吕也怀着惜别的激情，挥笔作诗赠别，写下了《衔命还国作》，赠答友人：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仲麻吕在诗中抒发了他留恋中国、惜别故人和对唐玄宗的感戴心情，意境高远，感人至深。这首歌颂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诗篇，千百年来为两国人民所传诵，后来被收录在宋代编辑的优秀诗文集《文苑英华》里，也是该集收录的唯一外国人的作品。
六月，仲麻吕辞别长安，乘船从苏州起航回国。是夕浩月当空，静影沉璧。仲麻吕仰视海天，惜别中国，向往故乡，遂咏成和歌一首：“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但是，命运却偏偏和归心似箭的仲麻吕为难。归国途中遇到了风暴，船被吹到越南的驩州海岸。登陆后又遭横祸，全船一百七十余人，绝大多数惨遭当地土人杀害，幸存者只有仲麻吕等十余人。闻听仲麻吕海上遇风暴，李白以为遇难，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仲麻吕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
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以后，仲麻吕继续留在长安。安禄山叛乱，唐玄宗蒙尘四川，仲麻吕随往避难。直至肃宗至德二年（757）12月，玄宗自蜀还幸长安，仲麻吕亦随之返还。是年仲麻吕已六十一岁。以后再度仕官，历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大历五年（770）逝于长安，享年七十二岁。代宗为了表彰仲麻吕的功绩，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一直把中国看作老师、先生；而在中国人的眼里也一直把日本看作学生、番邦。“倭奴”、“倭国”、“倭寇”这些词语无不带有蔑视、不屑之意。尽管甲午战败，中国人也心中不服。而日本人看不起中国，是从明治维新之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情形使日本统治者看到了中国的虚弱本质，在把中国与西方列强比较之后看到了中国的落后。这种蔑视带第二次侵华战争中达到高峰，尽管战败投降，很多日本人也认为是败给了美、苏，而非中国。
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我们常常有种一言难尽之感。两国是友好的，我们曾经给了日本很多，它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甚至生活习惯都刻有中国文化的烙印。两国又是敌对的，历史上忽必烈曾经两次征日，明代日本海盗不断侵扰中国沿海，甲午一战使中国遭受千年以来奇耻大辱，及至14年中日战争，日本战败。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东京审判、军国主义复活到民间友好、中日建交，再到战争赔偿、参拜靖国，钓鱼岛之争，中日两国间的恩恩怨怨从来没有间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