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一：痛定之后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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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有一个鸦片战争纪念馆。在这里，那个率领英国舰队攻占虎门炮台，打响侵略中国第一枪的英国海军少将懿律被中国人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高高耸立的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关天培的塑像。
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有一座佩里公园。这是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这里也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题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尽管当年佩里依仗船坚炮利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但后世的日本人并不视之为仇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个民族对待外来势力侵入的态度的不同。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自觉或被动，西方文明的侵入都使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挨打必然带来反思，伤痛应该带来变化。中日两国都在进行着这种反思和变化。
在中国，反思首先来自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求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其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这其中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的思想为代表。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汉族，字元抚，又字少穆，清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先后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官至一品，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其因主张严禁鸦片、虎门销烟和坚决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过程中涌现出的伟大的民族英雄。其实，这个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清廷大吏，其在赴粤禁烟之前对外部世界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广州之后，为了推动禁烟运动的开展以及反抗英军挑衅，才开始广泛收集西方情报、罗致译员。其间，他根据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对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民俗风情、政治制度、物产税饷、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进行了介绍。其中重点介绍了英、法、美等国的社会风情、政治制度、机械生产、工艺制造、对外贸易等情况。此外，他还主持编译了《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林则徐这种“开眼看世界”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起太大反响，饶有趣味的倒是他的这种努力把外国文化介绍到本国的做法得到了西方人的称赞。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人在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了一组成人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示对这位抵抗英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而又能放开眼睛看世界的历史伟人的敬意。
在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比较早地去了解世界，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的是魏源。
魏源生于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4月23日，湖南邵阳人。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二十五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他是继林则徐之后又一位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代表人物。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曾入两江总督裕谦门下，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并在前线亲自审讯俘虏。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立志著述。他奋笔写下了《圣武记》及《道光洋艘征抚记》，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及军事制度，认真分析了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愤怒谴责了侵略者犯下的血腥罪行，同时无情鞭挞了清王朝的腐朽。林则徐被革职后，于1841年遣戍途中在镇江与魏源见面，将其主编的《四洲志》及有关资料交给魏源。魏源遂以此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资料，增补整理，于1843年编成《海国图志》50卷，刊刻行世。后又于1847和1852年两次增补扩充，及至百卷，88万字。书的开篇，魏源开宗明义地指出，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这部书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广泛内容，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运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机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战胜外国侵略者。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还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并在《默觚》中发挥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他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封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可惜的是，与林则徐的《四洲志》一样，《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应。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当时的中国，能够看懂这本书的人大约只有300万，可这部书在当时只印了不到1000册，不是印得少，而是根本没人买。以至于出版商赔了个底儿掉，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读书人有兴趣看它。
1851年的某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被查出携有3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成违禁品予以没收。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在日本大受欢迎。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数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个版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数量的一半；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海国图志》在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当时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是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不仅对中国，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更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但是，坦率地讲，徐、魏二人只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在莫名的思虑中才开始了解西方世界。他们对战败原因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夷之长技”上。他们对强国进取所开出的药方也只是“师夷之长技”，并未从政治制度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而真正对西方社会有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的徐继畲。他的名气也许没有前两位大，但其见识、思想绝不逊于二人。
徐继畲（1795—1873年），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廷试第一，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从1836年放任广西浔州知府开始，先后在广西、福建任职。最后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利用在东南沿海任职之便利，广收资料、删繁就简、五阅寒暑、十易其稿，撰成《瀛寰志略》凡十卷，约14.5万言。全书以图为纲，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上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内容丰富，叙述完备。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在书中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了富有意义的的介绍和评论。他在该书卷七“英吉利三岛”中论及英国议会制度时有这样的记载和论述：
国有公会所，内分二所，一曰爵房，一曰绅房……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
在卷九“米利坚合众国”一节中，他对美国“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和总统选举制进行了介绍，并热烈称赞了创立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华盛顿：
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
他称赞美国“幅员万里，不论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诸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赞誉之情，溢于言表。这在当时封建专制的政治环境中是颇有胆识的。
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只是唤醒了几个中国官僚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芸芸众生中所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渺小。以道光皇帝为代表的最高封建统治者根本没有正视现实，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偶败，其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可动摇。官员们还沉湎于醉生梦死的享乐当中。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或埋头于孔孟之书，或奔走于科举之间。而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长年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为糊口而奔波劳作的黎民百姓，并未对东南沿海发生的那点事，产生多大的震动。
中国人眯着双眼，向这个世界瞄了一下，继续做着他们的梦……
1854年（日本安正元年），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本时，军舰停泊在江户湾浦贺外的海面上。一天深夜，一个叫吉田松阴的日本青年和他的同伴金子重辅爬上了美国军舰。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想跟随美国军舰到美国去看一看。他们怀着对西方文明的无比向往，冒死做出了这个惊人之举。此时的美国刚刚和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当然不会因为这两个冒失的青年得罪幕府当局。于是，吉田二人被送回了陆地。上岸后的吉田随即向当局自首，被关进了大牢。
吉田松阴，本名吉田寅次郎，出生于长州藩一个藩士家庭。自幼钻研兵法，怀有强国之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给予吉田极大震撼，那个让日本人常怀有敬畏之心的中国，却被远道而来的西夷用坚船利炮击败，这对日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吉田由此对自己所学的传统兵法产生怀疑。西洋人既然能靠坚船利炮打败中国，日本将靠什么抵御入侵呢？吉田于是抛开自己的学业，前往九州岛，拜入日本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西学鼻祖佐久间象山门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洋文化。偷渡事件后，吉田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幽囚录》。此时，还有一件事对他冲击较大，就是和他一起偷渡的金子重辅死在狱中。因为金子重辅是地位低下的武士，关在低等牢房，受到狱卒的虐待，而吉田松阴地位较高，得以保命。而这种牢房等级制度恰恰是幕府制定的国民等级制度的体现。吉田认识到，要让自己好友的悲剧不再重演，就要打破这种杀人的制度。出狱后，他在长州办起了私立学校——吉田塾。后来，从这所学校中，走出了一批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风云人物：木户孝允、高山晋作、伊藤博文、久坂玄瑞、山县有朋等。
当时的日本在面对西方“叩门”之声中，分为攘夷派和开国派，双方的争论和交锋远不止朝堂上的唇枪舌剑。攘夷派甚至在一段时间专门组织了针对开国派代表人物的暗杀活动，名曰“天诛”。
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一个叫坂本龙马的刺客，怀着杀光日奸的信念，来到开国派代表人物胜海舟的客舍，准备以“天诛”的名义送他上路。面对着即将落下的屠刀，胜海舟微微一笑，他请刺客先坐下。“听我说完，再杀我也不迟。”于是，有了以下一段精彩的对话：
胜海舟问：“勇士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你主张开国，让西洋人进来。”坂本答道。
“那眼下的日本该怎么办呢？”
“合力攘夷，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去。”
“攘夷，你有多大的胜算？”
坂本沉默了。他清楚地知道日本就是因为抵不住美国的大炮，才答应签约的。对此，他只得反问：“那么，您认为如何是好呢？”
“要想达到攘夷的目的，除了要把他们赶出去，重要的是不让他们再进来。”
对此，坂本深表认同。“如何才能做到不让他们再进来呢？”
“西夷是从海上来的，所以我们要加强海防。”胜海舟不慌不忙地说道，“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你知道吗？西洋人的军舰从大阪开到兵库只要一顿饭的工夫。”
接着，胜海舟给坂本龙马详细讲解了各国海军状况，世界形势。此时的坂本已经听入了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胜海舟进一步说道：“在这个国家，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希望完全对外封闭，保留原有的一切，拘泥于传统的外壳；而另一种人则主张完全西化。我们真正要走的，是第三条路，那就是尽快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吸收他国的先进技术知识，积蓄国力。等我们能以均等的实力和列强较量时，再和他们好好打上一仗，把他们彻底赶出去，这才是真正的攘夷！不是吗？”
坂本折服了，他扔掉手中的屠刀，拜倒在胜海舟门下。以后，坂本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分子，提出了著名的“船中八策”，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
开国之后，日本涌现出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对日本未来的思考，较之中国的林则徐、魏源等人要深刻。加之他们中的很多来自于中下层，对日本幕府时期的黑暗、落后有更深切地体会，所以他们在思考开国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政治上的变革。他们对国家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人性理念的思考则比我们更进一步。
请看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是怎样告诫日本和看待中国的：
我们日本是远处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古不与外国交接，仅凭本国物产自给衣食，也并没有感到不足。自从嘉永年间美国人来日以后才开始对外交易，一直演变到今天这种情况。开禁后议论纷纭，其中有人叫嚣锁国攘夷，但所见异常狭隘有如俗语所谓井底之蛙，其议论是不足取的。日本和西洋各国都存在于同一天地之间，被同一太阳所照耀，观同一月亮，有着共同的海洋和空气，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将彼此多余的物资相互交换，并进行文化交流，就不会发生耻辱和矜持的感觉，而能同获便利，共谋幸福，并本着天理人情互相友好。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背离人道，对英美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至于像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之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做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结果反为夷狄所窘。这种情况实在是不懂国家本分之故，如就个人来说，就是未能理解天赋的自由，而陷入恣情放荡的状态了。
——福泽谕吉《劝学篇》①
福泽谕吉，这个被日本人当作偶像印在万元大钞上的传奇式人物，这个提出“脱亚入欧”，引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家，这个在日本办起了第一份报纸、第一所大学的启蒙者，这个主张弱肉强食，鼓动日本政府发动吞朝侵华战争的狂人，在当时而言，代表日本人在思想认识上比我们先行一步。
日本人真的醒了，他们真正认清了自己，也认清了别人。他们要“师”的不仅是“夷之长技”，他们还要打破现有制度，实行一番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