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运动，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败沉思二：悲哀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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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19世纪末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而最终走向资本主义？为什么甚至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也没能给中国带来科学与民主？为什么在中国人民探索民族富强的道路上会出现一个“河套现象”？
近百年来，讨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与教训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万签插架。归纳起来，观点大致有这样几条：
第一，认为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认为它是要在封建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第二，认为洋务运动具有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因为在洋务运动进行之前，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而清政府首先希望的是借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维护其统治。这就决定了清政府在与西方合作时的不平等关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的依赖性。所以，洋务派官员一再主张对外“和戎”，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第三，认为洋务运动的管理具有腐朽性。面对着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企业，洋务派们的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看看我们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定有着四品、六品的顶戴，一定坐着蓝呢大轿，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去上班；他们不懂专业，也可以不讲经济效益，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地位和这种权力地位给自己带来的财富和利益。企业中真正的商人和技术专家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绝大多数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
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则是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是巨额的赔款和台湾、澎湖列岛的割让，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一百多年来，我们在不断反思为什么这场运动没能救中国。
今天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引以为戒的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和最深刻的教训是它的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错误。这一思想源于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一理论正确与否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史学界和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不能不承认：它对近代中国社会乃至现当代中国社会都产生过，或还在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不妨先看看洋务派的主张。洋务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他主张要把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放在首要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那么，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三纲五常”，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金字塔结构，就是维护皇帝老子的中央集权制。那么，西学中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学好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内可镇压反抗，对外可抵御侵略。至于西方的民主、法律、文化是万万不可学的。“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劝学篇·正权第六》）因此，对他来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封建中央集权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旦撼动，天下就要大乱，兵连祸结，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地位与特权不说，在下的百姓也得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
洋务派是这样看的，维新派呢？尽管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提出废八股、办学堂等许多设想，但他的思想深处对中国的伦常名教还是欣赏的。他在替光绪皇帝起草的变法诏书中，还是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提出了“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主张，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他认为，中国的精神文化方面还是优于西方的，所要学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夫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他说的物质之学，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
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有人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百多年的探索道路上涌现出来的仁人志士中，唯有孙中山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我们把孙中山的言论和文章全面考察一番，却又会发现，孙中山也认为在中国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要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因为中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所说的“发财”，无疑是指物质文明的建设。这也是他为什么宁可不当大总统也要去修铁路的原因。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其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给了中国最广大的阶层——农民以土地。而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也不愿意，或者说没有时间与机会去实行土地改革。毛、蒋两位先生都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谁先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谁就能得到中国。
所以，纵观中国近代史，从洋务派到革命派，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无不先选择物质，在科学与民主方面无不选择科学。我想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当时确实是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对着一个拿着饭碗乞讨的儿童说：“孩子，我给你民主！”是多么苍白和可笑。革命家们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在求富与求强之间先选其一了。二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礼教渗透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使许多人已经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宁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以致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我们还会面对领袖像高呼万岁。三是中国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使很多人认为西方的那一套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与其实行民主，争吵不休，不如有个强权人物或强权政党主宰一切，否则，中国肯定会乱。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中日两个民族为什么在经历了外来入侵之后对事物的认识和采取的态度有所不同呢？为什么中国的“师夷之长技”中的“技”仅限于技艺，而日本却能够认识到仅学技艺是不够的，要想强盛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2 0世纪之前，中国历次革命都没有触到中学这个“体”，所以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富强。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够成功？首先是它的那个“体”并不坚固。日本中央集权制中的皇权并不凌驾于一切之上，尤其是在幕府统治时期，实际是一个“虚君”的状态。作为实际统治者的幕府甚至可以控制天皇。江户时期于元和元年（1615）颁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了天皇和朝廷公卿的权利义务。幕府征夷大将军之职本是天皇册封的，倒要限制起天皇来了，这种事在中国要杀头的，在日本却很正常。有三个事件足以显示天皇在某些时候的虚君之状：
其一是“猪熊事件”：此事发生在德川时代，即庆长十四年（1609），事件的主角是时任左近卫少将的猪熊教利。此人名字不好听，却长得一表人才，堪媲美中国古代潘安，而且风流绝世，喜欢拈花惹草。利用职权竟与宫中女官私通，被天皇发觉，处以流放。可这家伙不思悔改，痴情不变，回来后与女官再续前缘。更要命的是，在他的带动下，京都官吏纷纷效仿，奸情绯闻此伏彼起。左近卫权少将花山院忠长通过牙医兼安备后干脆勾搭上了天皇的宠妃广桥局。这还了得！污秽皇家，罪不容诛，犯此罪过，理应斩首。可幕府的处理却比较暧昧。除猪熊和兼安处死外，其他人只判流放，以致丢尽了颜面的后阳成天皇不得不宣布退位。
其二是“紫衣事件”：德川时代，佛教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朝廷历来有颁赏紫衣的规定，即由天皇赏赐紫色袈裟给德高望重的僧人。“猪熊事件”之后上台的后水伟天皇为了换取寺院对朝廷的支持，在未与幕府沟通的情况下，给一批僧人赏赐了紫衣袈裟。幕府得知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立即宣布紫衣颁赐无效，并将与天皇关系密切的部分僧人流放。此事使天皇再一次威严尽失。
如果说前两件事还是朝廷有事在前的话，那第三件事就纯粹是幕府主动挑衅了，这就是著名的“春日局事件”。宽永六年（1629），一个叫斋藤福的女人提出要面见天皇。斋藤福是什么人？她是明智光秀的部将斋藤利的三女儿，后来成了德川家光的乳母。这样身份的人是没有资格见天皇的，可幕府偏偏派这么一个人去觐见天皇。无奈之下，朝廷只得翻翻祖宗三代查查家谱，最后生拉硬扯地弄了个身份，授予她“春日局”称号，以便她面见天皇。后水伟天皇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宣布退位。
三次交锋，两位天皇被迫退位。天皇之虚，可见一斑。
所以，与中国历代强人废君主而自立不同，日本从未发生过废天皇自立的事件。不论是平氏、源氏、足利氏，还是织田、丰臣，虽一扫群雄、称霸天下，却没有一人想过要尝尝当天皇的滋味，因为——没意思，还落个篡位的坏名声。
正因为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上是神化天皇，加强中央集权制，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把维新功臣、财阀列入华族，培植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神道、皇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其实，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就如何建立近代国家体制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激进派从英国实证论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和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启迪，主张开放权限，将大权交给议会；而另一些人则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主张大权悉数归天皇，运用天皇的权威去谋求全国人民精神上的统一。持这一主张的人意在尽快解决日本因快速推进近代化而产生的所谓道德上的混乱。因为聪明的日本政治家们已经看到：“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单单采用它的科学技术。”（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因此，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以使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建立起一个富裕、强大的日本为原则来探索国家体制的建设问题。最终，他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同时允许强大的寡头政治存在的体制架构。它虽然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但它却承认国民参与政治的理念。封建等级制度的废除，全民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文化上的开放，使这个体制大体符合国民的心声，也使日本在吸收外来科技文化的同时，保持了原有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发了全体国民的责任感。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出现了第一个政党。1918年，日本多数党领袖首次当选首相，随后又在全国实行了普选制度，向民主政治迈进。日本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这种凤凰涅槃，走上了一条强盛之路。这条道路的选择，甚至可以使它在上世纪几乎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后，也能迅速崛起，走在我们的前面。
日本人不但学了西方的“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己的“体”。以后，随着国力日渐增强，日本开始向西方列强叫板，不断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至1911年终于全部废除。不仅如此，从明治初年始，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并吞琉球，改称冲绳县。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中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外来入侵之后几乎同时进行的两场改革。这两场改革决定了这两个民族近代上百年的发展进程。两个民族在两个不同的轨迹上向着同一个方向奔跑，最终在甲午年发生了碰撞。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血肉厮杀，以死相拼。我们得到了什么？甲午战败，痛心疾首；《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最终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付出惨重代价，终于扬眉吐气。然又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自残于内、不屑于外，终于发现快要被开除球籍时，才痛定思痛，反思其旧，励精图治。即便如此，在经历了又一个三十多年的发奋努力后，也仅达到和人家平起平坐的地步。
中日两国近一百多年的交往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