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歌与永贞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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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歌与永贞革新孙文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作者简介】孙文杰（1981-），男，河南沈丘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和西北史地研究。【摘要】在中唐诗人刘禹锡坎坷的一生中，参与永贞革新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永贞革新也成为其诗歌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以刘禹锡诗歌与永贞革新为研究对象，试图再现诗人参与永贞革新的情况，通过其对永贞革新的具体描绘，进而探究这些因素对诗人诗歌作品内容、情感和诗人心态的影响，从而论证永贞革新这一特殊政治事件与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关键词】刘禹锡；诗歌；永贞革新【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36（2016）03-0047-04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内忧外患当中。因此对于一些沐浴着这样的时代风雨成长起来的，并且有志于改变中唐种种弊政的有志文人士子来说，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交通中心的唐代都城长安，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他们渴望来到这里，寻找机遇、施展才华，长安就是他们充满机遇的舞台；他们渴望在这里通过科举、交游、干谒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志、从政理想，从而扭转中唐之颓势，实现中兴。

长安是大唐帝国的都城，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头等大事均发生在这里，这里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影响到许多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因此，这里有着丰富无比、足以引发诗人无尽创作兴致的诗歌材料。刘禹锡在仕宦长安期间，这里所发生的政事时刻在影响着诗人，刺激着诗人的创作神经。刘禹锡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永贞革新的反映。一、参与革新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一生历经多变的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八朝。他所处的时代就是所谓的“中唐”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方上藩镇跋扈，朝廷中则有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当时政局的主要特征就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要想国家强盛，就必须削弱藩镇割据、抑制宦官专权，面对国势的颓废、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一部分出身于士族的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积极主张改良，芟除痹症，于是发起了“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改革，即是永贞革新。“永贞革新”以改革弊政为目的，正好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贞元八年（792），不满二十岁的刘禹锡像唐代其他文人一样开始游学长安，到了长安以后，年轻的刘禹锡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广泛交游，正如他后来在诗中描写的自己初到长安时的情景：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概。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 hellip; hellip;《谒枉山会禅师》向皇帝上书，希望引起皇帝的重视，这在唐代是一种风气，很多知名的诗人都这样做过。但刘禹锡的这次上书并没有引起当政的唐德宗的重视。不过，却为他在士大夫中间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贞元九年，刘禹锡参加了由户部侍郎顾少连主持的进士考试，与柳宗元同榜及第。唐代文人最看重进士科，把进士及第看作是莫大的光荣。刘禹锡曾写诗回忆当时的兴奋心情： “永怀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齐飞陵烟旻。”[1] 接着又赴博学宏辞科的考试并考中，但他并不急于做官，贞元十一年刘禹锡应吏部取士科的考试合格后，被授予太子校书，才开始踏上仕途。一年后因为丁父忧，南下奔丧，后入杜佑幕中，贞元十八年刘禹锡调任渭南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八月改元）一月，德宗薨，顺宗（即太子李诵）抱病即位，李诵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对中唐深刻的政治危机 mdash; mdash; mdash; 宦官擅权和藩镇割据，这些严重黑河学刊Heihe Journal2016 年 5 月总第 225 期第 3 期May.2016Serial No．225 No．347 middot; middot;DOI:10.14054/j.cnki.cn23-1120/c.2016.03.019威胁着王室安全的政治弊端有一定的认识，当时担任太子侍读的王叔文很有政治才识，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太子也有改革弊政的意图，并决心加以解决。

所以当他抱病即位后，即开始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而此前，王叔文很会发现人才，把韦执谊、韩泰、程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2] 王叔文特别器重刘禹锡和柳宗元， “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 “时号二王、刘、柳。”[2] 而刘禹锡也确实希望有一番作为， “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怀抱着不屈不挠的的斗争精神，准备迎接严酷的政治考验。刘禹锡当时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掌握着重要的权利，为王叔文采听外事，为改革出谋划策。永贞革新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推行了七项重大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宦官和藩镇的势力，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时的刘禹锡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把这场政治革新看作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诗人当时的心情是热情澎湃的：紫陌夜来雨，南山朝下看。

戟枝迎日动，阁影助松寒。瑞气卷绡縠，游光泛波澜。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春日退朝》通过描写一场新雨后春光明媚的景象以及沐浴在春光中的庄严宫殿，象征着永贞革新所带来的崭新的政治气象，也抒发了诗人激动而喜悦的心情。由于永贞革新触动了宦官和藩镇的利益，遭到了这两股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所以这场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就以顺宗退位而宣告彻底失败。在宦官的威逼之下，顺宗内禅，宪宗即位。宪宗即位第三天，就对革新派人士进行无情的迫害和镇压，王叔文和王伾先是被贬后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晔、韩泰先被贬为远州刺史，接着又与韦执谊、陈谏、凌准、程异一起被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在宦官和藩镇反扑之时，长安政局急剧变化，统治集团内部酝酿着严重的斗争，此时刘禹锡的心情也急遽变化，写下了《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秋萤引》四首寓言诗，为改革呐喊助威，为失败而痛心疾首，对黑暗腐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而微形伺丹鸟。《聚蚊谣》此诗永贞元年夏在长安作。刘禹锡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面对那些迫害革新志士的权宦、藩镇们的腐朽落后，有感于他们的阴险狠毒，就采用了比喻的手法，将他们比作喜欢昏暗、专门在黑暗中“利嘴伤人”的蚊子，对他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他们渺小卑劣的形象。并且刘禹锡坚信：那些腐朽官僚虽然阴谋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总有一天，这些“利嘴伤人”的蚊子会被消灭，真正笑到最后的还将是眼前的这些受迫害的革新者。表现了他对腐朽官僚的鄙夷和极端憎恶的感情。在这首诗中，我们看不到诗人痛苦消沉的情绪，而是看到了他勇于揭露、讽刺那些迫害革新志士的权宦、藩镇们，感受到他虽一时受挫，但却没有因此而颓废堕落，而是更加积极进取和乐观豪爽，这是非常可贵的。同时永贞革新对刘禹锡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王叔文的被处死，引起了诗人的极大悲痛和愤概，他写下了一首寓意很深的《萋兮吟》来表达对统治者的强烈谴责和不满： “天涯浮云生，争蔽日月光。穷巷秋风起，先摧兰惠芳。万货列旗亭，恣心注明珰。

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勿谓行大道，斯须成太行。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伤。”当时刘禹锡的心情虽然很沉重，却绝不消沉，他时时期望重返京师，有机会再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保持雄心，再图进取。但同时永贞革新失败痛苦的折磨，激发了刘禹锡最大的创作热情，从此以后，他开始有了无限接近人民的机会，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遭受排挤元和十年，朝廷颁发了召回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诏书，刘禹锡以为可以从此结束“逐臣”的生涯，将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十年的贬谪生活虽然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但他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心和对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刘禹锡和柳宗元抵达长安近郊时，诗人想到韩泰等其他几位诗人也即将回到长安，就在驿亭中题了一首《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诗：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诗人在诗中以“卧龙”自比，以“蹑仙踪”即重返尚书省当郎官自期，表明他对这次重返京师还是寄托着很大希望的；以“十年”被贬的痛苦来衬托“今夜”京城闻钟的兴奋，诗人此时的心情是无限感慨而又夹杂有几分庆幸的，反映了诗人悲喜交加但喜悦更占上风的心情。

“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看看花时欲到，故侯也好归来。” “花时”是三月中旬长安牡丹花盛开的时节，诗人觉得离观赏名花的时节已经不远，内心隐隐流露出自己重回京师的喜悦。但是靠镇压永贞革新上台的宪宗皇帝和他身边的宦官、权臣，对刘禹锡等人夙恨未消，正在酝酿着新的迫害。刘禹锡因为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而被再次贬出长安城，诗人此次在外又度过了整整十四年的贬谪生涯，但他倔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仍48 middot; middot;然是雄心依旧，时刻在想着重回长安，重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大和二年春天，由于宰相裴度、窦易直的荐拔，刘禹锡被调回长安担任主客郎中。亲戚朋友闻讯都很高兴并前来祝贺，以至于“壶觞盈门”。诗人自己也很高兴，认为“官无责词，始自今日”，[1] 并幻想着能有一个重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开始。他这一精神在《初至长安》中有明显的体现：左迁凡二纪，重见帝城春。老大归朝客，平安出岭人。每行经旧处，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左迁凡二纪，重见帝城春。

”表明了诗人经过多年的贬谪生活后，又重新回到长安的喜悦心情， “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表明了诗人坚持革新政治的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但是“其余事事新”，却暗示物是人非、今昔异貌，说明长安的一切对诗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这对他是非常不妙的。因为此时朝中牛、李党争非常激烈，朝政的大权已经被宦官控制住，唐文宗也已经形同傀儡，而诗人早年的志同道合者如王叔文、柳宗元等人都已经亡去，他已经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境地。诗人开始认识到这样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为他提供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当时裴度曾向朝廷推荐刘禹锡知制诰，果然不出所料，没有成功，但是不久裴度就把刘禹锡安排在集贤殿担任学士，他很器重刘禹锡的才华，有待机重用的意思，诗人的“幸依群玉府，有路向瀛洲”就透露出了其中的消息。但因这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一诗， “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这说明当时宦官和李宗闵对裴度和诗人百般不满意，对他们百般掣肘，所以刘禹锡看到政治环境的恶劣，不得不处处谨慎，“多惭再入金门籍，不敢为文学《解嘲》”，他此时除了在礼部做事和校理图书之外，就是同裴度、白居易、崔群等人看花饮酒，消遣时日。

刘禹锡总共有十六首联句诗，但此时所作的就有八首：分别是《春池泛舟联句》、《杏园联句》、《花下醉中联句》、《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西池送白二十二东归兼寄令狐相公联句》、《首夏犹清和联句》、《蔷薇花联句》、《西池落泉联句》。这八首联句诗的内容无非赏景、娱情、送别，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和陶醉渗透在诗句中间，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这些描绘客观景物的佳句虽然在艺术上成就较高，但却只是应景之作，完全没有初回长安、游乐之盛的喜悦。三、矢志不移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完全沉浸在这种遭受排挤的愁苦之中。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大和三年，白居易称病回洛阳，主动要求做分司东都的闲官，他勉励白居易“威凤池边别，冥鸿天际翔。披云见居守，望日拜封章”，同时也劝慰自己“残春犹可赏，晚景莫相催”，并表达了重整朝纲的愿望： “谁能拉花住，争唤得春回？”这些都说明刘禹锡贬谪之后的政治心态仍是积极向上的，因为刘禹锡所受到的政治患难毕竟比白居易深得多，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都难以抚平他精神上的创伤，他不能忘掉现实，所以当与他交情很深的裴度受到牛党的排挤而出朝，他想追随裴度干一番事业的希望破灭后，他便无所顾忌，写下《与歌者米嘉荣》一诗：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米嘉荣是西域米国一位著名的歌唱家，贞元时刘禹锡在长安听过他唱歌，大约三十年后他们又在长安重逢。刘禹锡在诗中称米嘉荣为“旧人”，有可能就是抒发自己的怀旧之情。但更重要的，诗人是为了暗讽牛、李党没有念旧的情谊。诗人在诗中说只有米嘉荣唱得《凉州》旧曲，则是用以反衬牛、李党的淡忘旧事，不念前情，刘禹锡从反面着笔，则更达到了讽刺的效果，更能表达出他的愤世之情。的确如此，诗人在诗中抨击的“轻先辈”之人，正是指排斥裴度的李宗闵和牛僧孺。牛、李二人都是在贞元二十一年才登进士第的，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都是裴度和刘禹锡的后辈。裴度在元和十二年征吴元济时，还荐拔李宗闵为章义军观察判官，这在李宗闵的仕途上是一个关键，[2] 而牛僧孺在永贞元年进士及第，也与刘禹锡等人的奖掖是有关系的。 [1] 因此诗人在诗中称“近来时世轻先辈”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牛、李结成朋党以排挤裴度出朝而发的，当然诗中也寄寓着诗人对自己遭到排斥的愤慨。这首诗柔中带刚，刚中又带柔，既体现出了诗人内心的不平，更显出了诗人无以言表的无奈、愤怒和辛酸，全诗的命意和措辞都是非常老到。

裴度的出朝为官，使刘禹锡失去了依靠，所以他也想离开长安， “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2] 但未获批准，大和五年，文宗派他担任苏州刺史，所以诗人又一次离开了自己魂牵梦绕的长安，这也是诗人生命中最后一次离开心目中神圣的京师长安城，其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辛酸。即使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刘禹锡仍然对能留在长安城充满了欣喜之情，因为唐人普遍认为能够担任京官是自己最大的荣耀，似乎只有留在天子身边才能有所作为。京中为官的生活深深地刻在诗人的脑海中，每次的上朝诗人都充满了激动之情：禁漏晨钟声欲绝，旌旗组绶影相交。殿含佳气当龙首，阁依晴天见凤巢。山色葱茏丹槛外，霞光泛滟翠松梢。多惭再入金门籍，不敢为文学《解嘲》。《阙下待传点呈诸同舍》这首小诗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场景：清晨大明宫含元殿栖凤、翔鸾二阙前钟鼓齐鸣，旌旗飘飘，龙首山上的含元殿充满着佳和之气，象征着天下即将太平。远处的终南山霞光万照，大地也布满了光亮，大明宫的一切此时都充满了生机。诗人就抓住朝臣等待进入朝殿的场景入诗，将臣子肃立殿外等待上朝时的激动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此诗作于大和二年诗人初入长安之时，大概是写自己担任集贤学士参加早朝时的情景。

据记载，每当朝日， “从49 middot; middot;□ 编辑／尹一凡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 hellip; hellip;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3] 在诗中，刘禹锡写下了自己早朝时的情景，他以一个朝臣的角度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从诗中所选用的意象，无论是“旌旗组绶，殿含佳气”，还是“阁依晴天，霞光泛滟”，都给人以鲜亮明艳的感觉，它们透露出诗人愉快的心情。上朝对于京中文武百官来说是一件常事也是一件大事，皇帝以及大批侍从之外，京中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参加。而在京中任职的官员都分散住在城内的坊里中，离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因此，每次上朝，天不亮就得梳洗装束，准备出发， “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4] 是清晨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而早到的人只能在宫门外等候，遇上狂风暴雨的时候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旧百官早朝，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

[5] 百官不仅要早早起身，按时参与，而且还要遵守一系列繁缛的礼仪制度，不得有一点疏误，因此，每日参加早朝是很辛苦的事情。可是在这首诗中，我们感受不到诗人的辛苦与一丝的抱怨，在他的诗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从而流露出一种满足和感恩的情绪。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最高政治权利的象征，因而，老皇帝的驾崩入土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常常引起朝中旧臣的无限感概。刘禹锡就曾为德宗、敬宗和文宗的驾崩写过挽歌，表示哀悼。不过除了德宗的挽歌是在京城长安所作之外，敬宗和文宗的挽歌均是在洛阳所作。据《旧唐书 middot;德宗纪》下记载： “永贞元年九月丁卯，群臣上谥曰 lsquo;神武孝文 rsquo;，庙号德宗。十月己酉，葬于崇陵。”刘禹锡的《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二首》正是针对此事而作，此时，正是永贞革新失败之时，诗人正面临着被贬的局面。挽歌的第一首：出震清多难，乘时播大钧。操弦调六气，挥翰动三辰。运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瑶池无辙迹，谁见属车尘。德宗即位的时候，正好遇上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种种弊端，兵连祸结， “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

德宗兴元元年，平定朱泚，其他五王或降或死，平定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既是诗中所谓的“出震清多难”。诗人在诗中极力地赞扬德宗平定藩镇的功绩，说的均是事实。因此，面对德宗的驾崩，再加上诗人想到永贞革新因藩镇的反对而遭到失败，刘禹锡此时的哀悼之情是非常真实的。参与永贞革新的经历，是刘禹锡诗歌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素材，但由于不同时段的不同经历，他在诗中所表达的心情、感悟都有所不同。刘禹锡创作了 140 题 164 首永贞革新素材诗歌，从内容上看大同小异，几乎都是对长安政治生活的描写以及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和由此产生的悲叹。然而，实质上却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次进入长安城时，是诗人进入京城连登三科之时，春风得意，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期望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二入长安城时，诗人参与了永贞革新，但惨遭宦官和藩镇的反扑而遭到失败，虽然遭到贬斥的打击，但诗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期盼重返京师再施宏愿；三入长安时，靠镇压永贞革新上台的权宦们仍然对刘禹锡夙恨未消，把诗人又一次贬出了长安城，但此时诗人仍怀有再图旧业的幻想；经过了二十二年贬谪生涯，诗人倔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持不畏强暴的顽强精神；但当刘禹锡第四次进入长安城后，他发现现实政治环境更加恶劣，此时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和陶醉开始销蚀他的战斗意志，但内心仍隐隐流露不平，依然具有强烈进取精神。

所以他面对裴度的隐退，曾写下了“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进行劝勉，即使后来裴度退居洛阳后，刘禹锡仍然希望他能东山再起， “一东一西别，别如何？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 “终期”和“愿托”鲜明的表现了刘禹锡不甘迟暮，仍希望有所作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刘禹锡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诗人。他后来被排挤出了政治中心之后，仍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国家责任感，依然用手中的诗笔来干涉政治，以达到拯救时弊的目的。刘禹锡的诗歌不仅是抒发心声的宣言，同时也是寻求报国阶梯的阶石，而且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就是那些讽刺权宦和藩镇的诗歌，即使有些诗歌透露出了被排挤的无奈，依旧是长安作为家国象征在诗人心中意义的表现。他自觉地在诗歌中批判政治事务中的种种弊端，讽刺腐朽落后的权宦和藩镇，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均源自于他对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仕精神。葺[ 参考文献 ][1]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 岳麓书社，2003.291、30、201、1096、1096、458、459、440、498、441、1376、513、625.[2] 刘昫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4210、4211、4212、4518、4212、400、401.[3]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88.[4]郑处诲.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14.[5]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9.50 middot; middot;